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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中國所有的政府官員皆由中央任命，大的政策多由中央規劃制定，如最新的推動城鎮化戰略等。但你如果檢視其地方的行政和財政權，你會發覺它絕對是一個比聯邦治國家，還要地方分權的國家。
根據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張光的研究，2012年全中國預算內財政支出，中央占14.9％，地方占85.1％。相對的根據台灣主計總處2013年度歲入分析表，中央占64.5％，地方占35.5％。試問，根據兩邊中央政府的支出，究竟中國還是台灣，才是中央集權的國家？而誰真正在執行地方自治？
1978-2012年中國預算內財政收支占比變化圖
我國地方政府財政以房屋、土地稅收為主，稅源貧乏。再加上以偏低的公告地價或評定現值為課稅基礎，更是雪上加霜。根據審計部101年度的統計，其自籌的財源4252.2億元，尚不足以支付人事經費4716.1億元。即使包括中央統籌分配款在內，人事成本占所有自有財源的七四％。大部分的錢都拿去發薪水了，如果再加上基本的教育、警政及社福支出，那有錢發展建設？
分錢制VS.分稅制
由於地方稅收制度設計上先天性的不足，導致擔任地方首長的首要任務，便是思考如何解決地方財政的困難。而其方法不外有三：一、透過主要的生財工具，徵收低於市價的土地，大搞發展目標不明確的土地重劃或科學園區，拍賣土地；二、想盡辦法，透過各種政治勢力及名目，向中央挖錢，建造沒有後續經營能力的蚊子館或曇花一現的振興產業方案；三、向銀行借貸。加上競選時猛開的社福支票，長久下來，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導致大多數的城市，在全球化下，毫無國際的競爭力。
台灣分錢制的稅制，造成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明，有限的資源卻無法用在刀口上。年輕人看不到家鄉的未來，而相繼出走。就像電影「海角七號」鎮代表的那句名言：「故鄉的海這麼美，為什麼年輕人都不會欣賞？」做了最無奈的陳述。
反觀近年來，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大家有目共睹，它的稅制又是如何設計的呢？中國的地方政府，其稅源基礎是以工商稅為主，房屋、土地稅為輔。地方自籌的財源除了房屋、土地稅外，營業稅也完全屬於地方政府。另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共享」增值稅(25：75)、企業、個人所得稅(40：60)及證券交易印花稅(3：97)。
自有財源部分，還包括類似台灣統籌分配款的中央轉移支付，將其收到的增值稅及消費稅透過一定的機制及平衡地區發展的考量，分給各個地區政府。這樣的分稅的體制，使得地方與中央在財政收入的目標幾乎完全一致，主政者更能全面性的思考其建設與財源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透過不斷招商過程，也逐漸發展出自己特有的定位，才是其城市快速發展的主因。
繼上海、北京之後，天津、廣州的經濟規模也預計將於2015年超過香港，陸續還有深圳、蘇州等城市規模也將超過香港。而台灣光復已近七十年，如果你身為許多台北市以外的城市，如鄰近的基隆市，你對它戰後七十年的發展，有絲毫的驕傲感嗎？兩相比較，我們就可以了解，制度的設計，決定了地方發展的未來。
缺乏前瞻性的國土區域計畫
或許有人擔心如果我們將中央的權利下放，是否會造成地方樁腳影響力的更加的擴大，而向下沉淪呢？其實這是我們不當的行政區劃造成的。台灣原本在日本殖民時期，將全台灣區分為人口、面積均布的五州(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及高雄州)，及面積類似但人口較少的兩廳(花蓮、台東)。
隨後澎湖又從高雄州分割出來，成為第三廳。它的行政區劃，既能兼顧台灣狹長且中間有中央山脈阻隔的地形，又能達成區域平衡發展的目標。然而在光復後，在中華民國政府缺乏前瞻性的國土區域計畫下，改制為光復初期的八縣九市，到後來的一省、二直轄市及二十五縣市，至今年底的六直轄市、三市、十三縣。這樣零碎的國土規劃，許多較小的地方政府很容易受到地方勢力的影響；並且因為規模太小，無法吸引人才做好區域的發展規劃，特色不明；各自為政的結果，區域間，無論交通、都市市劃、產業規劃、災害防治等都無法做有效的整合。
長期發展下來，區域的經濟環境，不但無法吸引台灣自己的人才進駐，遑論國際人才。以至於在全球化下，台灣大多數的縣市，既無能力發展具有特色的知識經濟，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而人民自主性提高下，當然也不願接受以低成本、高環境污染為代價來發展經濟。
在這樣兩頭空之下，許多縣市逐漸被邊緣化，經濟更是陷入困境。而這樣的區域落差，以及人才往北部集中的結果，又間接造成中央政府，很難對全國的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建立共識，而不斷空轉；以及必須承受人民，對台北市房價飆漲後，所帶來的貧富不均及相對剝奪感，表達強烈的不滿。
再創「台灣奇蹟」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策略的運用，必須因地制宜。中央集權的政府，在策略的應對上，必須同時考量各地方人民的利益，很難兼顧，尤其是處於民主社會，更是難上加難。而中國在這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個地方快速崛起，它的地方分權制度的設計，絕對是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當然中國地方政府在制度的設計上，因為缺乏適當的制衡，高速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帶來嚴重的環保、官員腐敗及貧富差距等社會的問題，有待克服，但這卻正是台灣民主制度可以發揮監督制衡的地方。所以，只要我們有均衡的國土規劃，加上分權的財稅制度，憑我們已累積的經濟基礎、結合國內外的人才，我們定能再創「台灣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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