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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用視覺藝術表達的青少年，或許跟人溝通時有點困難，但是卻無礙他們想受到肯定的心意與作品裡的那種真誠。」
早就認識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多年後，則為「青少年塗鴉」這個題目擔任採訪者，她當然就是受訪對象。寒暄，坐定，在文化局長的辦公室內。
李永萍，我們對她的名字和臉孔之熟悉，主要是透過電視媒體，產生「能指」和「所指」間的聯結。我發現對著一張平常隔著螢光幕常見的臉孔採訪，認不認識她其實無礙於內心的辨認——她活生生動著的臉部肌肉、真實的聲音，她所講的話語，於是顯得如此理所當然，很像這次的主題，塗鴉，已經成為台北街道非常理所當然的裝飾風景。
如此的熟悉，我們幾乎忘了，是在哪個轉角或哪片後巷的圍牆，看見一堆誇張而耀眼的英文字，拼字和文法則常常是錯的；或是一個閉著眼睛哭泣的女孩圖像，胸前的記號長出荊棘，由於是接近卡通的塗鴉，路過的行人沒有掏出手帕遞過去的衝動。總覺就是看過，這麼熟悉的美學型式、熟悉的內容，誇張而耀眼，即使第一次看見也極容易辨認，然後不確定感浮現，像曾經看見過，在哪裡看見過？
然而，對型態的熟悉，卻可能產生一種互動時的危機——總以為感覺熟悉，而輕忽掉這件作品後面要表達的主題，真正的心聲，像看見熟悉的電影情節便急於轉臺，卻反而忽略了真正的精采。當青少年自發地或被鼓勵將城市的建築物、圍牆當做展開的畫布，用噴漆揮灑上他們內心的圖像與字眼後，問題緊接著拋給了觀看者與廣大的，包含各種階級、意識型態和美學經驗的市民，如果我們習慣的是畫冊、博物館或固定畫框內的看畫經驗，我們能不能學習將塗鴉也當成一件作品？
對於塗鴉，我站在台北市東區某工地圍牆外思索，這裡，離一個禮拜後我採訪李局長的辦公室隔得不遠，站在窗口邊揮手，說不定還可看見一個禮拜前的我，在這面充滿性字眼的大片塗鴉前站著，想著，我該如何詮釋塗鴉背後的社會學和美學意涵，那種東西存在嗎？
塗鴉與城市愛恨交集
塗鴉與城市史，尤是糾纏著愛恨交加的關係。當城市開始接受大量外來人口，過度膨脹發展時，市民對塗鴉的印象常常和髒亂、脫序和犯罪聯想在一起，想像成特定次文化族群或青少年宣洩集體苦悶所遺留下來的記號和痕跡。然而，一個號稱進步與文明的城市當權者，怎麼能容忍這種對秩序挑戰的意象圖騰，他怎麼能讓市民和外來的觀光客面對一面面牆壁的塗鴉，無異在提醒他們：這個城市的人過得如此苦悶？
早年曾在紐約留學的李永萍，自然就提起紐約市對待塗鴉的變遷。九○年代，紐約市也對塗鴉問題有過冗長和正反兩面的討論，但在換了市長後，開始將塗鴉當成一種青少年次文化的表達。李永萍說，當城市正面看待塗鴉，當成是一種藝術型態，這個城市的顏色豐富起來，文化多元蓬勃發展，就像把盆栽內的綠意蔓延、繁殖到城市的其他角落。除了留在畫框內的正統美術外，青少年表現的藝術原來就是豐富而多變悸動的，它會觸犯你的視覺神經，挑戰大人僵化平板的審美觀。所以，李永萍說：「Why not ?」
塗鴉與教育畫框
李永萍認為，如果政策對青少年的次文化採取禁止或打壓的態度，他們會表達出對抗體制的聲音，當政策鼓勵、鼓舞、容許他們表達後，他們反而會呈現出較多藝術和的內容，轉向內心的探索。
「我一直很關心他們表達出來的東西，是否能在美學型態中瞥見青少年集體的內心世界。他們的作品受到動漫美學的影響，許多內容取材自動畫人物、遊戲和角色扮演，虛擬世界和真實人生間的界線是模糊不清的。若用心理學的辭彙來說，他們的自我認同和日常生活的現實間也常是分裂的，日本有些動漫作品也注意到青少年的這種特質，像『涼宮春日系列』，也曾處理過認同分裂的問題。」
「妳說，從塗鴉作品內，能不能觀察出青少年的苦悶？」李永萍說，「老實說，I really don’t know.」
然而，李永萍接任文化局長職位後，對青少年的文化政策即採取開放和鼓勵的態度。她特別提到西門町附近的紅樓內，有個年輕人設置的攤位，挖掘出不少十幾歲塗鴉藝術家的作品，與他們簽約，製成明信片、月曆和卡片。這些年輕人從不知道他們的塗鴉作品還可銷售，成為正式的藝術品，那種成就感，日後就能形成成長的原動力。
「習慣用視覺藝術表達的青少年，或許跟人溝通時有點困難，但是卻無礙他們想受到肯定的心意與作品裡的那種真誠。」李永萍說，「上次塗鴉藝術造街活動邀請幾位青少年參與，記者會上要講幾句話，五六個人就在那裡推派代表，我內心的感動，卻不僅限於那些言語而已。」
8月底即將展開的台北藝穗節，也為年輕人的藝術表達留下空間。李永萍說，他們傚法紐約外外百老匯，以及愛丁堡、亞維儂等著名藝術季的精神，讓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劇團到小劇場，甚至公寓內演出，累積經驗，也表現出年輕人自己的藝術心聲。
「許多青少年在教育體制內找不到成就感，卻在塗鴉、扯鈴、街舞、表演裡找到自己喜歡做的、能做的事，有了這些東西，他們的人生不再是失敗的，也發現更多的可能性。為什麼有許多國中中輟生跑去跳八家將？所要的也就是那種成就感吧。在教育上、文化政策上，我們當然也可為青少年設想出更多的活路。」
或許，不是荊棘
從李永萍充滿自信的談話間，我感覺青少年的人生路真的就像塗鴉，可以隨心所欲地塗塗畫畫。過去的教育體制就像畫框，要仔細構圖、小心描繪，而塗鴉許諾的自由空間感，卻像憋了過久後的第一口空氣，正在台北市的塗鴉專區向更多的可能性打招呼。
其實，採訪這天最大的收穫，卻是透過李永萍的話語，放下屬於我這一代的，對青少年塗鴉一事的疑惑與不解。與李局長告別時，發覺這位文化人沒有別上任何象徵文化意涵的緞帶與記號，我想起在哪裡看過，那個閉眼哭泣的少女塗鴉，也許她胸前的記號不是荊棘，而是一朵等待綻放的薔薇。
「好的，」我告訴自己內心那個活在畫框年代的青少年，「放心地，塗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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