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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兩代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往往不同。請童先生回想，你在和飛帆同樣的二十六歲年紀，遭遇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飛帆又如何看自己這一代的處境？
童子賢：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困難，那是一個物質比較貧乏的年代。回想起來，也是氛圍美好的年代。我從台北工專畢業，服完兵役就進入宏碁工作，看到多數學理工的人，好像懷著對宗教的信仰一樣，日夜奮鬥。
在那幾年，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感性的奮鬥，但沒有人求回報。好像有努力，環境就會對我們有正面回報。同一時間，台灣社會正在轉變，選舉更熱鬧，社會也有更多元的聲音，在工作環境中遇到任何挑戰都是機會。
包含第一次出國，在那年代出國不容易，就是不眠不休，還很感激，想說環境怎麼有機會讓我們遠渡重洋去看世界。當然，這是當時的社會氛圍。你要我回憶二十六歲有沒有困難，困難一定有，但我們沒有認為是障礙，而是機會與挑戰。
林飛帆：過去認為，白手起家是可行的，只要願意投入與努力，就可能有所改變。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不一樣，雖然很想努力，但無法跳脫身處的環境與框架。包括就學，還有學貸與租房、房貸等問題，年輕人卻只有二十二Ｋ。
某種程度上，有人或許認為我們這一代反抗能量驚人，其實來自於我們想要追求，但又追求不到，只好更進一步挑戰體制。
問：太陽花學運對兩人有任何衝擊嗎？有改變過去對年輕這一代的看法嗎？
反省 才能穩定進步
童子賢：事實上，學運這兩個字並不是我最關心的，我反而是關心學運上更大的傘，就是公民社會的現象。公民社會更加成熟與進步，是我樂於見到的，學運只是這幾年轉變中的一環。
我認為，這是台灣穩定進步的力量，終於有很大的反省聲音出來。我是好奇的人，一開始看平面媒體報導不太相信，於是騎著摩托車、直接走到現場，體會氣氛。我在現場被很多人認出來，也看到很多年輕人下了班跑去參加靜坐，有一些根本是我關係企業的人。
看到這現象，其實我很安慰。這個社會掌握主流權力的人，不論是行政院或部會，對民主的認識不夠，以為我做了決定，你就要聽我的。可是公民的力量卻開始集結，勇敢說我不同意。這對我影響太大，甚至對下一代的影響也很大。
我覺得，台灣慢慢步向成熟公民社會，有更多人，像飛帆，願意出來號召大家，即使踩在危險的懸崖邊緣，也要把聲音表達出來。我認為是好的，這個社會不再只是top down（由上而下），還可以bottom up（從下而上）。尤其，當這樣的行動是由年輕世代主導的時候，就像是早上八、九點的太陽，充滿希望。
林飛帆：我到目前為止，還沒辦法釐清學運對我的衝擊。坦白說，我沒有真正離開當下的氛圍與情境，一直持續到現在。
為什麼這一波的運動，能產生那麼龐大的能量，不但充滿希望，甚至帶著嘉年華式的氣氛，跟以往行動很不一樣。我認為，是年輕人長時間不滿的累積，到頂點之後，突然找到宣洩出口，而且是透過看得見、摸得著，具體可行的方式，而不是過去和掌權者隔空喊價的互動模式。
這讓我們忽然之間，握有談判的籌碼，真正抓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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