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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是時候讓全世界一起合作，為了更高的期待、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擘畫我們共同的未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新的經濟成長，是同時能讓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的成長……。」
這是一九八七年，一份來自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而起草人是她—布倫特蘭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
她用這份長達三百頁、世人稱之為《布倫特蘭報告》的文件，試圖改變全世界七十億人的未來；接著，她催生了一九九二年的首屆「地球高峰會」，更讓各國簽下減少溫室氣體而訂定的《京都議定書》。
她，在SARS期間對台伸援
讓非WHO會員國，也能享防疫資源
更因為她的堅持，在○三年全球因為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而恐慌不已時，台灣不致因為WHO（世界衛生組織）非會員國身分而成為「防疫孤兒」，當時，她堅持全球防疫不能有漏洞，台灣也能共享WHO的資源來對抗SARS。
心存改變全球七十億人生活的布倫特蘭，在喻有「東方諾貝爾獎」的唐獎中，以永續發展之名，成了第一位獲獎者，也彌補了諾貝爾獎沒有環保獎項的缺憾。
因此，就在布倫特蘭得獎的隔日，《今周刊》特地越洋專訪了布倫特蘭，談她還想極力改變的世界問題，談她從小到大一路從醫生、挪威最年輕的環境部長，到挪威首位女總理的這段奇幻旅程。
「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挪威時間的下午三點，接到我們從台灣的來電，布倫特蘭想起這段往事，格外感慨。
出生於挪威奧斯陸政治家庭的她，在家中排行老大；布倫特蘭生於戰爭年代，她於一九三九年出生時，正好碰上二次世界大戰。布倫特蘭的父親醫生，後來還成了挪威社會福利部部長；思想開明的父母，很重視教育，不只讓四個小孩都能受教育，也讓他們選擇自己想走的路。
擁有這樣一對雙親，布倫特蘭比多數人都幸運，「在我成長的年代（一九四○年至一九六○年），即使像是挪威（當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女人都沒有和男人一樣平等的機會。」布倫特蘭悠悠地說著。
布倫特蘭從小興趣就很廣泛，曾想過要學法律、想當經濟學家，甚至是工程師，最後，她選了和父親一樣的路—醫生。「我想當醫生，這絕對受到父親影響，但絕對沒有來自父親的壓力。」
她進一步解釋，之所以從醫，是因為醫學可以了解人體，更是學習人們如何與社會連接的方式，七歲的布倫特蘭便曾拿著父親的婦產科醫學課本，有模有樣地與兒時玩伴解釋小孩的生產過程。
她，是挪威最年輕閣員
老公變身奶爸，一口答應挑起家庭重擔
此後，布倫特蘭便一直以當醫生為志。一九六三年布倫特蘭從奧斯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她便赴美就讀哈佛大學，取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回到挪威進入公立醫院服務。
行醫是布倫特蘭深受父親影響的第一個人生抉擇，那麼從政呢？「從政，向來就不是我一開始的計畫。」布倫特蘭說。
其實布倫特蘭在學生時期就相當活躍於女權運動，受到社會學家的母親影響，她也因替女性爭取權利而聞名挪威。要不是一九七四年的一篇報章投書與一通電話，或許她終其一生都會是個醫生。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了，當時挪威總理布拉特利（Trygve Bratteli）在報章上讀到一篇布倫特蘭撰寫的文章，談的是她一貫提倡的兩性平等，布拉特利相當欣賞，畢竟，挪威從沒有一位女性出任過環境部長，他毅然決定邀請布倫特蘭入閣，出任環境部長。
布倫特蘭當時很震驚，一方面是她並沒有從政的計畫，另一方面則是，她的專業是公共衛生，對於擔任環境部長，她沒有十足的把握。直到後來，布倫特蘭被說服了，「我才發現我的公衛專業，對於環境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環境養育人們，這是我們關心環境最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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