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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真正見識到香港中產階級，是二○○三年七月一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大遊行。北京政府希望香港特區積極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引起香港輿論強烈反彈，當年春天剛剛發生了非典型肺炎，由於內地缺乏言論自由，廣東政府與北京當局在非典行肺炎蔓延初期隱瞞疫情，致使疫情失控擴大。
邊界另一邊的香港因而變成全球疫情最嚴重的重災區，一夜之間頓成鬼城。而二十三條立法卻以國家安全為名，意圖壓制任何「煽動叛亂」言行，包括控管資訊的流通，香港人驚覺，包含在政治權利裡的言論自由已不再是抽象的人權概念，卻是生命安全的基本要求。
上街抗議也得講究時髦
七月一日當天，香港一如往常酷熱潮溼，五十萬香港民眾現身上街，他們個個衣履革新，縱使抗議依舊講究了一點時髦，有人牽孩子，有人推輪椅，律師、退休法官、港英舊官僚、企業主管、普通文員，斯文拿著標語，隊伍浩浩蕩蕩，人群卻不喧譁，從銅鑼灣走到中環，再齊聲喊幾句口號，然後就地解散。
之後，每年的七月一號、六月四號，香港人用同樣的方式，一次又一次，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上街，在公園深夜點燈。一年的其他日子，他們瘋狂工作，努力賺錢，盡力花錢，在茶餐廳的喧囂中，互相吼叫以表示親密，耍點損人的幽默感，但，很少討論政治。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無所謂要不要跟中國交往，之所以與中國的扞格愈來愈大，卻是跟香港中產階級對所謂社會應該長什麼樣子的想像有關。
香港認同的基礎是法律
對社會的想像，香港中產階級繼承了英國文化，相信法治，相信理性，並始終不渝堅信這兩項價值是自由經濟的立基。有了法治與理性，對過去上頭始終有個主子的香港來說，便會擁有某種程度的民主，雖然還不能普選，至少現實生活裡法律保障人人平等，王子與庶民同罪，即使是英國女皇也要按法行事。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出生在台灣，在台灣長大，所以是台灣人，那是一種土地的認同、血緣的連繫。當我們說香港人，不只是出生在香港、在香港長大，而是在香港合法生活，有香港身分證，拿香港護照，還有住滿了七年得到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外僑，他們都把香港當做他們的家，自稱香港人。
香港首富李嘉誠來自中國內地，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小時候偷渡來港，從無到有，香港給了他們一切。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原是歐洲逃到加拿大的猶太難民，住香港近四十年，因為感激香港，自願放棄加拿大國籍，成為香港公民，他的孩子皆一口流利廣東話。一個人之所以是香港人，因為法律賦予他權利。有點像美國，香港靠的不是血統或語文去同化她的居民，而是共同價值，而這份共同價值逐年一點一滴寫進香港法律，成了一份大型社會契約。這份社會契約定義了香港人。
破壞社會契約讓中產階級恐懼
當世上任何事物違反這份共同價值，侵蝕這份社會契約，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破壞了他們的「故鄉」，更是威脅了他們生命的根本，挑戰何謂香港人。六月四日的維園燭光因此能解釋成某一種價值確認的集體文化儀式，在坦克人與坦克車之間，一個真正的香港人會選擇坦克人，無論他說話多麼無厘頭，表情又多麼撲克牌。
中產階級的特色便是他們專心一意追求美好的物質生活，他們一生奮鬥不懈、持續辛勞的目標就是讓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過得好，俗氣一點說就是衣食無憂，平安過日，因此經濟要繁榮，社會要安定。更深層一點，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運轉無礙的社會制度、整潔有序的城市環境，中產階級因此規矩守法，道德責任強，他們是法治的教徒，制度的執行者。他們就像學校裡的好學生一樣，需要規則，需要看見那一層層社會梯子，所以他們能很有目標，一步一步往上爬，達到他們渴望的頂峰。
法治與理性，香港人的信仰，自由經濟的ＤＮＡ，香港之所以能躍居國際城市龍頭的重要原因。
當內地母親讓小孩在地鐵上吃東西，當街便溺，內地孕婦非法闖關，內地旅客帶著兩大箱無法交代來源的可疑現金，突然出現匯豐銀行門口要求開戶，香港人看見的並不是像台灣人愛嚷的「文明」，而是法律遭到破壞。因為明文規定小巴地鐵禁食，每節車廂都至少有兩張招示，點解還有人裝無知硬要吃呢。法規條文非常瑣碎無聊，然而，這就是法治精神。
香港住了七百萬人，全部人的母語、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工作性質、家庭背景、宗教習慣均有差異，所有人要一起和平共存，靠的是社會契約，而非種族語文。一個香港人，不用出生在香港，不必說廣東話，只要符合法規就能變成香港人，一旦他／她變成香港人，進入香港社會，便自動加入這份社會契約，默契遵守，所以這個社會能繼續有安全的街道，開放的工作機會，言論的自由，人身不受威脅，與個人財產保障。
如果每個人不理會這些看似瑣碎死板的法律的枝枝條條，小至隨地便溺、亂丟垃圾，中到違法居留、貪污、當街砍殺，大到宗教分歧、經濟競爭、意識形態，很快城市便會失控了。而失控這件事，令中產階級恐懼。
上街抗議的物質主義者
中產階級一點也不喜歡上街遊行這件事，因為他們本能討厭任何形式的衝突，不希望影響城市形象，期盼市場永遠昌隆，商機滾滾。他們每回看見台灣抗爭新聞都讓他們轉過頭去，結果他們現在統統上了街。
許多香港中產階級朋友問，怎麼今天「淪落」要做這種事啊？我應該去泰國沙灘曬太陽，東京血拼，銅鑼灣飲茶，想辦法買樓，炒點黃金股，我這個物質主義至上的膚淺傢伙，只愛美食靓衣和吹冷氣，怎麼我在畫標語，坐在維多利亞公園餵蚊子，帶孩子去抗議愛國教育？
法治是香港的宗教，他們一直以為法律是萬能的神。政教原本分離，香港白皮書卻提倡政教要合一，要求香港法官要忠黨愛國，每位執法人員在詮釋法律時心中要有國家。
國際性格正接受愛國考驗
香港的國際性格正在接受愛國考驗，法治語言正在與政治語言搏鬥，全球自由經濟大城被放進國家省城規格檢驗。原本堅如磐石、萬物有序的香港中產社會，忽然像一支冰淇淋甜筒，正在快速溶解，即將不成形，而法律本來是他們的冰箱，保鮮他們所認知並依靠的核心價值，現在箱內機件似乎正在遭逐件拆除，換上他們不認識的零件。
我的中產階級香港朋友唉聲嘆氣，點解我要上街啊，好像我平常工作還不夠辛苦似的，以前可以不管事，現在每條新聞都要做功課。他們揀一雙又時髦又易走的休閒鞋，挑一頂草編的夏日爵士帽，帶上最新款手機，又上街了。（本文作者曾在九七年後長住香港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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