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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1984年6月中旬某一個中午，當時《財訊》社長孫文雄先生與總編輯林健煉先生約我在天廚餐廳用餐，這頓飯局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我在八四年7月1日正式到《財訊》上班，辦公室在台北市中山北路邱大樓頂樓不到10坪的一個小房間，把兼職與全職的員工加起來，我算是第7名員工，我也從這裡展開我的《財訊》人生。
《財訊》雜誌在七四年創辦，邱永漢先生在蔣經國先生的號召下，決定返台投資，在中山北路蓋了邱大樓，創辦永漢證券，《財訊》最早的名字叫《股市瞭然》，就是以日本四季報的形態，針對台灣的上市公司進行深入的財務分析，以季刊的形式發行。
我來到《財訊》，正好碰上重大轉折，《股市瞭然》是四季報以季刊形態出版，這本32開版的「小雜誌」，30幾年前一本就賣200元，實在是很貴，發行到19期以後，稍微放大開本，並改名為《財訊》，發行雙月刊，我報到的時候，《財訊》正完成29期。我從《財訊》30期開始，這也許是一個幸運的數字，我在《財訊》30年，就從30期開始。我的第一個採訪是殯葬業始祖創建金寶山的黃日章先生，那一期因為報導安麗，居然造成搶購而再版，我在《財訊》的生涯出現了好彩頭。
緊追十信風暴 發行量節節上升
民國七十年代，台灣發生了很多大事情，第一件是讓大家印象深刻的十信金融風暴，當時國泰蔡家分家不久，蔡辰洲當選立委，開啟了他的政商年代，但業界傳聞他的十信已在市場上借高利貸，蔡辰洲除了有十信王國外，也有國泰塑膠與國際海運。
八四年底，《財訊》出版了35期，我們撰寫了一篇《國泰塑膠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主標題是《蔡辰洲何去何從？》在八四年11月下旬出版，但是不到2個月，十信風暴在八五年2月3日正式引爆，是台灣金融史上的一個大事件，蔡萬春家族的幾房全都受到牽連，當時縱橫立法院的13兄弟會也土崩瓦解，後來蔡辰洲病死獄中。
《財訊》雜誌最早對蔡家的五鬼搬運示警，《財訊》37期幾乎整本雜誌都在報導十信金融風暴，當時參與解決金融危機的央行總裁與行政院長俞國華，前後任財政部長徐立德、陸潤康也都成了雜誌報導的主角，《財訊》也因為報導十信事件成為受益者，發行量節節上升。
十信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台灣出現幾個大轉折。一個是新台幣開始隨日圓步上升值之路，八五年新台幣兌美元是40.6兌換1美元，一年對美國順差175億美元，後來台幣也在美國壓力下走上升值道路，曾任央行總裁、後接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為了考量出口廠商的承受力，讓新台幣每天升值1分，走上緩慢升值的道路，但是台灣也成了熱錢狙擊的國度。
新台幣從八五年40.6升值到九○年的24.52，台幣慢慢升，熱錢跟著來，造成台灣錢淹腳目的景象，熱錢推升房股兩市，整個八○年代，台灣的房地產足足大漲10倍，最後是無殼蝸牛夜宿台北忠孝東路，股市更出現史上最大的一波漲勢，從十信風暴後的636點漲到1990年的12682點才告崩盤。
為了抑制房市，台灣推出了228選擇性信用管制，為了壓制股市狂漲，時任財政部長的郭婉容獨排眾議，出其不意宣布徵收證所稅，造成股市連續19天無量崩盤，股民群情激憤上街頭，這也是八○年代台灣金錢遊戲的最後奇景。
八○年代《財訊》對於公司治理也有不小貢獻，我們在十信風暴之前，在36期用了很大的篇幅報導《水泥大亨的政治屏風》，深入挖掘水泥業大亨政商掛鉤的內幕，後來我們對力霸王又曾家族都有深入報導，用經濟的角度看政治，也成了《財訊》最拿手的報導。
《財訊》的風險預警也很精準，我們報導《蔡辰洲何去何從？》揭開了十信風暴序幕，沒多久我們又有《新玻何去何從？》《王朝慶何去何從？》的報導，後來任和鈞潛逃，中纖的王朝慶被收押。也許「何去何從」威力太驚人，很多企業家都告訴我，不要在他們公司或個人名字下面加上「何去何從」四個字。而保護小股東利益，重視公司治理，也成了《財訊》一直以來的風格。
直擊政經內幕 扮關鍵報導角色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提一向拿手的政治內幕的報導。十信風暴後，台灣經濟受到巨創，政府籌組經濟革新委員會，廣邀政府官員及企業界領袖共商國是，在台北市南京東路農民銀行舉行「經革會」，我們有十分深入的報導，時任經濟部長、經建會主任委員的趙耀東先生也成了《財訊》報導的焦點。
到了八九年是政治解嚴時代，政府開放探親，也解除了黨禁、報禁；我在當總編輯的年代，曾對台灣報業做了200多頁專輯報導。民進黨組黨前後的政治爭執，兩岸開放探親之後的中國崛起，我們也都沒有錯過。
九○年代初期，台灣進入李登輝時代，除了經濟上的鼓勵南進，對中國「戒急用忍」，我們對結束兩蔣時代後的軍方勢力變遷有十分深刻的報導，整個九○年代，用很多篇幅報導軍方，當時大家有點不解，後來才知道這是權力移轉最驚心動魄的戲碼。
我見證了大時代發展的幾個重大轉折，後來我把棒子交給了梁永煌，此後《財訊》棒棒相傳，梁永煌交棒曾嬿卿，後來的陳永誠，到現在的梁寶華，這40年中，我們標榜幾個精神，第一是《財訊》堅持用兩條腿跑新聞，深度的追蹤報導，到現在為止，《財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現場目擊」，像九○年代劉泰英先生權傾朝野時，我們曾發揮狗仔精神全程跟拍，在數位化不普及的年代，《財訊》經常有令人拍案叫好的照片直擊。
二是《財訊》在邱永漢先生立下的「看得懂、吃得飽經濟學」標竿下，我們試圖用大家都看得懂的語言與報導來解釋經濟現象，像七○年代，《股市瞭然》已開啟看財報投資股票的新觀念，今天主管機關大力推動的公司治理，我們在八○年代老早已奮不顧身，當然我們也被一些惡質老闆控告過，上了很多次法院。
三是我們最拿手的趨勢預測，七○年代邱永漢先生即以「賺錢之神」受到日本人的推崇，來到台灣，邱永漢先生也一直帶領我們挖掘新的投資機會，他在八五年最傳神的一篇社論是《股市與房地產將無視景氣好壞繼續漲升》，當時台灣人心惶惶，有誰料到十信風暴之後，台灣房市漲10倍，股市大漲20倍的傳奇？進入新世紀，《財訊》也在中國大崛起、台商大遷徙中，頻頻發揮關鍵報導的角色。《財訊》總能在趨勢形成之前，大膽預測與判斷，這當中除了邱永漢先生扮演的導師地位外，《財訊》在經營與投資預判上，社長孫文雄先生扮演了重要角色，孫文雄先生深居幕後，放手讓編輯人員全力拚搏，他才是《財訊》40年最大的功臣。
雜誌生態巨變 迎接挑戰展新局
○五年《財訊》放大為菊八開大版本，○九年，結束月刊的時代，正式走進雙週刊，當然雜誌的競爭也進入到新的階段，我們面對的是網路時代來臨的空前挑戰，台灣的報業在這一波大衝擊中紛紛轉型求變，很多以前熟悉的報紙都不見了。
人生就像手拿著一支蠟燭，往前探索著黑暗的山洞，過去40年我們不停地摸索，不斷找出新路，未來的世界更複雜，變化的速度更快，我們也期盼《財訊》雙週刊能繼續創造下一個燦爛的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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