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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先生曾經說過：我們是「後五四」的一代。聽到的時候，我不很理解，尤其對「後五四」一詞的指謂，不甚了了。幾十年下來，胡打亂撞的結果，心裡有些明白了，感覺自己也可以歸隊。
所謂「後五四」，首先是將個人志業定位於歷史傳承，殷先生的意思，相當明確，歷史傳承必須有個優先順序，我們這一代，火炬是從「五四」那兒傳過來的。「五四」以前，並非不重要，可以從長計議吧。
然而，「五四」兩字所涉，千頭萬緒，言人人殊，如何鑑別？如何取捨？如何依違？
文字工作者不妨縮小範圍，從自己的實踐經驗中，尋找方向，理清頭緒。
範圍縮小，也不見得容易。魯迅先生「黑暗閘門」的隱喻，沒有告訴我們，孩子們到了「光明寬廣的地方」，下一步，怎麼辦呢？
事實就是這樣，「五四」打開閘門以後，九十年來，一批又一批從事文字工作的孩子們，到現在也不一定找得到「光明寬廣的地方」。
且從文字本身談一談。
中國人不太喜歡虛構，「虛」這個字，帶有「假」的意味，此外，虛就是不實，如果不能實實在在，我們照例不歡迎。「構」也不算好字，人工架設的東西，在我們習慣的價值體系裡，位階一般不高。兩個傳統份量不夠的字，合成了為適應現代生活勉強鑄造的新詞，這個詞，與生俱來，必然飽受輕視。
不過，排斥虛構，我們的世界，無端變小了，卻是始料未及。唯科學主義，就是這樣的產物。
「虛構」是通過翻譯引進的外來語。最早從哪個語種介紹過來，不很清楚。日本人西化經驗早於中國，可能由他們譯成漢字，也未可知。這個詞，在日本近現代歷史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否也一樣限制了日本人的想像力？很難查考。不過，日本的現代小說和電影，成就超過中國，則是不爭的事實。讓我們從大多數人比較熟習的英文找點靈感。
英美文學的分類，最黑白分明的，一刀兩斷，分為兩個區塊。一個叫「虛構」（fiction），另一塊，就叫「非虛構」（non-fiction）。
「虛構」這一塊，幾乎包羅萬象，篇幅長短、體態不一的各類小說，自然不在話下，散文和詩歌，寬鬆一點的分類學家，照樣收入，關鍵只在於，內容來自想像，還是一切以事實為依歸。
「非虛構」呢？其實也不一定限制作者的想像力，但是，凡涉及事實的部分，要求一絲不苟。
談到這裡，不難了解，「虛構」之為物，命根子就在於想像力。前文所說，排斥虛構的結果，世界因而縮小，道理就在這裡了。
我們的文化傳統，是不是從開天闢地就反對虛構一味務實的呢？
好像也不盡然。
儒家出現以前的中國，老祖宗還挺能胡思亂想的。三王五帝都是傳說，沒有任何物質證據。近代考古學上窮碧落下黃泉，最多只能確證商代的下半段，那還是因為相傳為「龍骨」的牛骨龜甲及時從中藥店搶救了出來沒被吃光的緣故。總之，商代中葉以前，所有關於中國歷史的說法，都只是臆測，沒有事實根據的，其中當然有代代口耳相傳的成份，同時，加油添醬、張冠李戴的東西，不免也就混了進去。地下挖掘的文物，由於沒有文字，在學術領域，不算正史，只能稱為「文化」，無法對號入座。
可以這麼說，甲骨文解讀證實的，才算嚴格意義的「歷史」，在此以前，只有「文化」。而「文化」的內容，限於生活各方面的一些殘餘樣品和根據這些樣品所作的科學推論，其餘都是想像力的空間。
這個無邊廣闊的空間，多麼自由！
我們有盤古開天闢地的故事，有女媧補天的傳說。龍鳳麒麟的造形，讓我們彷彿看見侏羅紀的世界，堯舜禪讓和大禹治水，華北平原，好像在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從熱帶雨林，變成了《舊約》的創世紀。
商代中葉以前的中國，不折不扣，完全是想像力編織的故事。為什麼說故事高手的老祖宗，生下了循規蹈矩、有板有眼的後代子孫？
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孔老夫子。孔子本人其實蠻有想像力的。孔子述而不作，《論語》是學生記載下來的語錄，從中可以發現，老先生的思路相當活潑，絕不古板。他創造的核心觀念「仁」，就是想像力高度飛揚的結晶。「仁」就是「二人」，證明古代中國人的最高想像力，基本圍繞「人與人之間」的世界。從「五四」往上追溯，我們想像力的豐富遺產，不在人心深層的潛意識，而是「人間」。孔子不喜歡怪力亂神，他編選的《詩經》，卻留下了男歡女愛。假孔子之名，制作禮教規條以維繫法統的儒家，才是捆綁我們手腳並給我們大腦上緊箍咒的始作俑者。
上面這些論調，聽起來有點古老，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早已做過清理工作了嗎？
的確，我想撇清的，其實是「五四」以來到今天，經過一度解放的中國人的想像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可能跟台灣的關係不大，因為它主要發生在中國現代革命過程中左翼力量控制的範圍內。這個過程，嚴重限制並傷害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其間的反覆上下、複雜糾纏，這篇短文不可能概括，但因為已經是歷史，基本成為文學界的常識，不必多說，我只想指出兩點：第一，想像力的斲喪，有很大程度源於文字工作者的自願。夏志清先生提到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內憂外患、國破家亡的壓力下，根本無法拒絕黨政集團的強勢控制和領導；第二，即便如此，我們看到，左翼文藝圈子裡面，還是有一定的抗拒，胡風及其領導的「七月派」就是明顯的例子。所謂的「胡風集團」，為了曲曲折折保護「想像力」，犧牲何其重大！雖然，他們在文藝理論的哲學原則方面，從未走到決裂的地步。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根本更難解，因為，直到今天，它就呈現在我們面前，而且，不限於大陸中國，台港海外的文學想像，普遍出現蒼白無力、孤絕自閉的病態。文學工作者掌握不到歷史文化的主流脈絡，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有的自外於社會，有的模仿抄襲，有的媚俗投降。嚴肅文學作品沒有人讀，創作者的書寫，彷彿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種種現象，不能盡舉，總括只有一句話：我們忘記了自己的傳統，失去了「人間」。
台灣和香港，都是東亞經濟發展的小龍，國際公認的「奇蹟」。如今，中國本土又在「崛起」。難道，「奇蹟」和「崛起」只是一堆數字，只是物質生活的提升，與我們的「人間」思想和「仁」心，毫不相干？
發了財的中國人，難道永遠是一群只知有己不知有他人的面目糊塗的生物？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不夠資格開藥方，只能提問題，希望有人討論。
文學的思想和語言，應該是表裡一致的。語言的選擇，往往反映內心的思維。
前文提到的第一個問題，現在已經不是問題，因為，文學者的自願繳械，早已隨「烏托邦」的破滅而自動解決。
第二個逼人問題，卻是活生生的，還是從語言談起。
大體粗分，文學語言有兩種：敘述性語言和表現性語言。同時，不能忽略，敘述性語言，絕不可放棄表現；表現性語言，更不能與敘述脫節。
這個「語言關」，我覺得，近年來讀到的海內外中文文學作品，從語言到思想，基本逃避，相當錯亂。在虛構文學範疇，表現性語言成為獨領風騷的流行選擇，而非虛構文學方面，敘述性語言彷彿是先天注定不能更動的規律。
語言反映思維，錯亂的語言必然反映錯亂的思維。錯亂的思維，如何掌握歷史文化發展的主流脈絡？
我覺得，我們應該回頭反思，不妨從「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中找找出路。我自己也在摸索，我把方向暫時定在「兩周之間」。周樹人（魯迅）和周作人是我的典範，先摸索他們的語言，進而貼近心靈，最終設法理解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過來的艱辛路。
這一篇，到了結尾，不料成了自白。
作者簡介
劉大任／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讀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一九九九年退休，現專事寫作。著有小說《浮游群落》、《紅土印象》、《杜鵑啼血》、《秋陽似酒》、《落日照大旗》、《劉大任袖珍小說選》、《晚風習習》；運動文學《果嶺上下》、《強悍而美麗》、《果嶺春秋》；散文及評論《冬之物語》、《空望》、《紐約眼》、《無夢時代》、《走出神話國》、《赤道歸來》、《神話的破滅》、《我的中國》、《月印萬川》、《園林內外》、《晚晴》、《憂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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