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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下旬，立法院自由經濟示範區法案審查會場，台上立委你一言我一語針鋒相對，劍拔弩張。這樣的畫面，全都被會場後端的攝影記者全數拍下。
不過，畫面另一頭，可不是傳統媒體透過SNG車的電視現場直播，而是網路的直播聊天室。網友在此熱烈討論，有人批評主席主持會議不公正，有人則批評立委的提問偏離會議主軸。
時間往後推延稍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正舉辦《著作權法》修法公聽會，人潮擠爆會場，原先準備好的200張椅子完全不夠坐，更有不少人高舉著iPhone或iPad做現場直播。而這些直播的網路聊天室也同樣湧進不少網友。除了專業的直播團隊，當天光是自發性直播的公民記者就有至少三位。
從前政府舉辦公聽會、立委審議法案，沒人在乎。現在動輒五、六十人參與會議。進不去的會議，就上網看直播；上班不方便看直播，就到Facebook看網友與媒體分享的會場即時消息。
這巨大改變的分水嶺，正是今年3月那場太陽花學運。
正義運動效應1》
太陽花開啟台灣新媒體浪潮
從1990年代末開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全球化，各國相繼發生貧富不均、失業率攀升、房價高漲等社會經濟問題。加上代議政治失靈、官商勾結分配利益，社會階級區隔嚴重。當百姓不再信任政府與財團，他們決定靠自己發聲，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展現。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指出，太陽花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這些運動都有很大的特徵，先是個人有動機，因為他看見了不正義的社會，看見了30秒通過法案，這不民主；在他還沒有想到很多政治算計之前，就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利益關係可言，就是一個良知、道德的運動，覺得這是不對的，是一種正義之怒。」
「我要告訴你，這是不對的。」單純的動機，成就了正義之怒，而正義之怒集結的最大推手，正是社群媒體。
不同於傳統媒體宣告式的消息傳遞，社群媒體透過個人式、直覺式的訊息提供，讓即時影像、文字快速在人際網路間傳遞，議題瞬間大量擴散；尤其社群媒體架構於人際網路的特性，更放大了議題傳布、討論和實際參與的聯結能力。
當大家願意花心力關注、思考議題，加上對於政府運作與傳統訊息的不信任，提供透明資訊、事實真相與平等討論空間的新媒體，就在這樣的正義運動下，應運而生。
新媒體
新媒體泛指利用電腦及網路等新科技，對傳統媒體之形式、內容及類型所產生的質變。從本質上講，新媒體是應用數位技術在資訊傳播媒體中所產生的新傳播模式或形態，由於其運作有別於報紙、廣播、電視、雜誌等四大傳統媒體，又被稱為「第五類媒體」。
社群媒體的出現對於社會運動蓬勃和新媒體崛起是重要推手。Getty Images
正義運動效應2》
占領運動、大眾媒體、社群媒體三合一
相對於傳統媒體的困境，許多人認為應將公民自主運動的重點之一，直接放在新媒體的運用上。然而，張錦華認為兩者不能截然劃分。一方面，新媒體還是奠基於傳統媒體的機制上，但以更多元創意的方式展現資訊傳播；此外，新媒體在監督大眾媒體時，同樣需要大眾媒體的曝光來讓議題獲得更多關注，而在資訊量爆炸的時代，大眾媒體也需要社群媒體作為新聞來源。
例如太陽花運動後，林飛帆、陳為廷等人的臉書也成為新聞來源之一，《蘋果日報》、《天下》雜誌與《聯合報》，更在這一兩年紛紛開始針對網路與社群特性，推出不同形式的新聞企劃，或與獨立媒體合作。這時，新媒體與大眾媒體間的關係就更加曖昧。
「新媒體應該是一個數位匯流現象，層次繁複到沒有一個簡單的模式可循，你不能簡單地說就是一個點對點、單面的傳播，都不是了，它其實是非常多層次的複雜的效應。」
張錦華認為，這波全球正義運動，正是由占領運動、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三者相輔而成。占領運動帶來社群媒體討論，社群媒體的議題透過大眾媒體的曝光擴散，大眾媒體也需要社群媒體做為新聞來源。「三者缺一不可。」
正因為複雜的傳播過程，新媒體在擴大影響度的背後，也可能衍生不少問題。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就指出，社群網站如FB，可能使得某特定群組的訊息同質性過高，減少理性辯證的機會，加上目前新媒體的引用資料，很大一部分也來源於大眾媒體，再者，一般民眾還是習慣從傳統商業媒體吸取資訊，新媒體的影響力有可能被過度樂觀高估。
張錦華也表示，不同於傳統政黨或特定社團的組織動員力，新媒體串聯而成的組群，不見得有強大的向心力或組織力，內部意見分歧，連帶削弱了政策與社會影響力。然而，她認為新媒體強調分享和互動討論的特殊性，成就了一個集體智慧式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議題空間，使得新媒體的未來，有無限可能。
正義運動效應3》
商業利益＋中國因素 凸顯台灣傳媒困境
新媒體興起的原因，除了公民意識崛起，更大的一部分是傳統商業媒體（或稱大眾媒體）的沉淪。
張錦華表示，傳統商業媒體因為龐大商業利益的需求，有世俗化、集中化和壟斷化的問題，新聞倫理消失，新聞專業已失去公信力。但台灣媒體生態還存在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因素。
「在全球化運動現象裡面，各個國家都在面對大企業的問題，那台灣現在面對的大企業是中國的大企業，這是最大的不同。」張錦華表示，中國企業和資金大舉對外擴張，無形中已經開始影響台灣的言論與新聞自由。中資企業一方面打著資本主義大旗吸引企業主，另一面則控制言論自由，實行其政治目的。美國知名出版社「讀者文摘」為了省下印刷費，竟願意讓中共審查書籍內容，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張錦華表示，一般的企業還是想要商業利益，但中共寧可不賺錢，都要執行政治目的。「在其他國家可能只是官商勾結的威脅，官商勾結造成人民參與跟社會分配不均。台灣直接面對的，則是一個獨裁國家對實際政治控制的威脅。」
台灣雖然目前還尚未有檯面上的中資媒體，但是在政治因素底下，各家媒體選擇立場，甚至有為了爭取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言論審查、自我閹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些都使得台灣媒體生態環境更為堪憂，也加深大眾對於商業媒體的不信任。
太陽花運動所帶起的新一波公民覺醒浪潮，讓大家看見台灣年輕人的爆發力。白川攝影
正義運動效應4》
從鄉民到公民 年輕人展現自信
回過頭來看，這場太陽花運動所帶起的新一波公民覺醒浪潮，最不能忽視的，還是台灣年輕人的爆發力。張錦華說：「其實這裡面還滿人性的，就是人性本能的那種希望真、希望善的力量，我覺得是那股力量！」
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蕭蘋在觀察文章中也提到，這群由網路而生、生活在線上、熟稔新科技運用的網路公民（netizens），原本在不久之前的流行論述中，還是屬於被動、痴愚、沒有行動力、各自孤立的「鄉民」、「宅男」，但在這場社會運動中的表現，卻幡然一變，成為屬於具有高度自主、理性、有行動效率與目標、聚集合作的主體。
胡元輝同樣發現了這種改變：「我們發現，經過這場運動之後，很多社團和學生意識到媒體對於一個議題可能產生的影響，開始會去訴求媒體的改變，但也意識到必須從結構上改變，所以在各大學的座談會中已經有相關討論聲音出來。透過這場運動，讓大家意識到一個妥善的媒體結構對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有多重要。」這種改變，也讓胡元輝對於台灣媒體的未來，充滿信心。
「你可以發現在這之中發生了質變，這個社會的特性、特質已經開始改變了。從此以後，青年學生的聲音、社會問題、中國因素，沒有人能夠不重視了。不管你怎麼去應對它，但你不能夠忽略它，所以這也是一種文化質、一種歷史質已經開始改變了。」
張錦華認為，台灣年輕人集結的能量與力量，在這場運動中超乎大家想像，加上23天的實作洗鍊，這些年輕人已經能夠自主、成熟地運用新媒體，並發揮影響力。她說：「我發現這些孩子，現在講話都超有自信。」
從虛擬走向現實，從只會湊熱鬧的鄉民，到成為實際參與的自主公民，這片盛開的太陽花，孕育的不只是媒體新樣貌，更是台灣正義運動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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