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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真實的故事？脈絡如何影響故事？誰又是「專家」呢？後現代思維在她心中靜靜地發酵著。
時間是一九六○年代，位於德州的休士頓氣候相當濕熱，此刻的賀琳．安德森穿著簡單的T shirt、牛仔褲，毫不遲疑地與案主一起坐到石階上閒聊、吹風……。這座緊鄰墨西哥灣的城市，也是賀琳成長的故鄉，或許是港灣文化使然吧，街道上，隨處可見不同膚色的居民，有一半以上的西班牙人，很多黑人、亞裔人士，以及越南的移民潮……。
有關多元文化的故事，賀琳肯定有太多有趣的故事吧，但我們還是要回到石階的那個時刻，「空氣的流動不同了，我發現案主才是生命的專家，只有他們能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賀琳笑著回憶。「那時候我剛畢業，很多事都不懂，但身上的白袍卻成了權威的象徵，我必須假裝是專家。」直到走進案主的生活中，她看見案主不同於醫院的面貌，被醫院宣示是「無能」的案主，生活中其實充滿各種想法……，她也赫然發現，順應不同的情境，她也不斷轉化自我呈現，還有思考歷程。
什麼是真實的故事？脈絡如何影響故事？誰又是「專家」呢？後現代思維在她心中靜靜地發酵著。
人類天生具有從困境中重生的韌性
直到一九七○年代，賀琳加入了一個由哈洛．古利辛（Ｈarold Goolishian）為首，由一群治療師組成的「多重影響治療」團隊。
「家庭治療深深地吸引我……。」賀琳眼睛發亮地說，這個團體深受各種後現代思潮所影響，我們常常閱讀詮釋學、社會建構論等書籍，並思考很多治療性的議題，合作治療取向的概念慢慢演進。一九八○年代，賀琳與哈洛提出了許多異於傳統家族治療的新觀念，引起心理治療領域極大的迴響，她們主張重新檢討治療中與人的連結關係：治療只是一種交談，治療師應該放棄病癥的思維、治療師應該採取「not knowing」（不知道）的態度、以案主聲音為主導的治療關係……。
賀琳在《合作取向治療》書中如此敘述：「我卻深信人類天生具有從困境中反彈重生的韌性。是好奇心驅使我不斷地與案主、自己、其他治療師交談，希望瞭解治療失敗的原因。」面對不斷進出於治療機構的案主，賀琳有著截然不同的觀看與好奇：「有時候治療師是造成治療失敗的主因，因為我們常常不一小心就和問題及診斷工作，而不是案主。」
聽，是小心地聆聽，也是帶著試驗性質地聽
書中有一段深刻的敘述，賀琳遇見一個瑞典媽媽，有著兩個厭食症女兒的憂傷母親，絕望於找不到重視他們意見的專業人員。她寫了一封信給賀琳：
「請試著傾聽我們的女兒，我的女兒常覺得她們的意見不受重視……，請讚美她們，不要羞辱她們，不要公然對她們表現出輕蔑之情。態度要堅定；我保證她們會心懷感激，但不要鐵石心腸。請讓她們的自尊成長得更順利。如果她們沒有強烈的康復意願，就不可能復原。……我們覺得他們（醫療人員）有一套理論，不管是否適合我們，就想直接套用在我們身上………。請試著傾聽我們的孩子，與他們交談並非不可能，我們瞭解某些時候想進入她們的世界相當困難，但是你們必須嘗試。努力後就會有收穫，而且你們能夠贏得她們的信任，然後再獲得更多的信任………，她們必須與信得過的人談話，也就是說，這些人將她們視為有自尊、正義感、誠信及尊嚴的人。
請試著傾聽我（父母），我們常覺得醫生只想聽他們想聽的話，（我們所說的話）充其量只是被忽略，因為它無趣，或……被視為一派胡言且高度可疑，因為說這些話的人無能而且完全受制於他們的女兒和這個疾病。但我們比任何人都瞭解自己的女兒。我們瞭解她們的反應和感受……，我們比任何護士或醫生更瞭解何時能信任她們……。」
這封信引發賀琳更多的思考，是否該重新檢討治療儀式，該將治療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裡，而不是像是在顯微鏡下探究、分析、修復它（疾病）的實驗室？賀琳非常強調聆聽的重要性，她說：「聆聽的同時，也必須思考我們究竟聽見了什麼？聽，是小心地聆聽，也是帶著試驗性質地聽。」近二十五年諮商經驗中，賀琳當然也曾經誤解案主的表達，所以她更是強調：「我們必須跟個案學習，因為個案才是最瞭解自己的人。」
她認為不成功的治療，通常是源於治療師沒有真正瞭解案主的表達，或是在傳遞理解時不是以案主所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有時候治療師對案主的理解太快且太早熟，治療師以為瞭解了，其實並不明白案主我們瞭解他們什麼。
以尊重、人性的態度對待個案，就會產生不同的經驗
「對話可以幫助案主面對兩難，即便是面對非志願性質的案主。」賀琳笑笑說：「面對非志願案主，別忘了我也是非自願的治療師。」
賀琳說了一個經驗，她接觸一個社福單位轉介來的家庭，虐童的父親一進門就劈頭大罵：「我不想待在這裡！我是請了很多假來赴約，老闆嚴重警告我，再請假就開除我！如果我被開除要如何付房租？如果我不見了，社工員會超級快樂吧！」她靜靜地聽完後說：「我可以瞭解你的不高興，如果沒工作，家庭一定會面對巨大的災難。我不知道可以如何幫你有關社工對你的要求，但是我想請你幫助我瞭解，你與社工的互動狀況，他是怎麼告訴你要過來治療？……。」
「不評價的態度是最重要的。」賀琳分析，以尊重、人性化的態度對待個案，就會有不一樣的經驗，案主會發現我並不全然站在社福單位的立場，也會樂於回答社福單位對他們的影響。同時治療師也要以不評價的態度面對社工員，但通常我們很容易掉入評價社工的陷阱，但他們只是在執行機構賦予的期待。於是她傾向於在與案主對談前，先與社工對談瞭解社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並期待我們完成的目標。
說到這裡，我們不禁想起工作坊的賀琳，寬厚的氣度隱藏在深深的客氣裡，她親自去引領案主進來、依案主的步調對話、讓每個案主有同樣的對話機會、訪談結束時她深深地感謝案主……。從開始到結束，每個細節都體貼到了。於是僅僅幾句簡單問話，卻得以讓案主的模樣似一潭安靜的湖水，緩緩倒映而出，而且形貌愈來愈清晰……。
最後我們忍不住問賀琳，她內在平靜的力量所源何來？賀琳只是淡淡笑說：「我不需要任何儀式，但我進入工作時，就自然地感覺平靜。」
賀琳的回答讓我們想起物理界頑童費曼先生的小故事，有一天，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問費曼：「你知道第一個發現彩虹原理的人是誰？」費曼答：「笛卡兒。」費曼隨即反問：「你猜笛卡兒為何會注意到彩虹？」年輕的物理學家說了幾個假設，費曼都很不滿意，最後物理學家問費曼理由為何？費曼靜靜地說：「我猜笛卡兒是發現彩虹真得很美！」
發現彩虹的美麗，發現生命的美麗，那是否也是賀琳平靜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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