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李光耀時代 新加坡的反思

作為領導人楷模的李光耀所開創的這種模式，對新加坡自己來說也已經不夠用了。新加坡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住他留下來的光輝遺產，就必須更廣泛、更大膽地去思考。

當我10年前第一次和李光耀會面的時候，未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那是2004年12月，他在曼谷發表一場演說，認為有關美國已經衰落的說法言之過早。他聲稱：「美國，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體，今後許多年仍將如此。」演說結束後，我向這位新加坡國父提出疑問：考慮到中國的崛起，他是否對美國的前景太過樂觀？

聽到這個提問，他轉動了一下眼睛，帶著他標誌性的爽朗風格開玩笑說：「你這個美國人怎麼這麼壞？」然後講解了一番這個瞬息萬變世界中的競爭機制。時至今日，在李光耀退出歷史舞台之際，我被時局變化所帶來的諷刺意味所觸動。現在，當亞洲的崛起開始挑戰李光耀所建立的那個引人注目的經濟體時，輪到新加坡來面對自己是否還能與他國競爭的問題了。

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新加坡國民開始反對本國長期以來所奉行的開放性移民政策，這個地處東南亞的城市國家，開始面臨有關其身份認同的嚴峻問題。李光耀早年的成功是基於一系列獨一無二的因素。當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韓國和台灣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增長時，新加坡的辦法是利用國內儲蓄、把勞動人口分配到報酬較低的工作崗位，以及讓政聯公司（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發揮衝鋒陷陣的作用。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把這種模式比作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雖然一度成果斐然，但如今顯然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現在的問題是，新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HIS Global Insight 的經濟學家比斯瓦斯（Rajiv Biswas）稱：「對新加坡來說，如果想要保持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國家的地位，就必須維持強勁的生產率增長勢頭，以支持穩定的薪資增長，同時要使單位勞動力成本得到控制。因此，新加坡今後的成功，將依賴於經濟向較高附加值行業的持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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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之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一直在努力提高新加坡的競爭力，但結果好壞參半。5年前，新加坡政府開展了一項為期10年、耗資26億美元的生產率提升計劃。但是，最近幾個季度工人生產效率的平均增幅只有0.5％左右，並沒有達到預期中的2％至3％。

在這個過程中一直缺少的因素是什麼？規模、專注和膽識。要實現真正的轉型，必須採取更加有的放矢的辦法，而不單單是從這個國家高達2980億美元的經濟產值中劃出115分之一用於支出。向那些給員工分發手提電腦和iPad的公司提供現金折扣的做法，達不到任何效果。就連衡量標準—將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勞動人口的做法—也是錯誤的。新加坡需要更能說明問題的指標，例如，零售行業平均每平方英呎的銷售額，或者建築行業每人每天的平方英呎工作進度。

但是，真正的問題還在於不夠大膽。2010年，新加坡政府公佈了計劃，將把該國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不足3％提高到3.5％，這幾乎不夠催化一個創業高潮。新加坡需要更多的創新，要為軟件、生物技術、能源、物流和衛生保健等各行各業提供資金幫助，用於前沿技術的研發。考慮到移民問題所引發的激烈反應，新加坡必須讓現有的550萬人口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而不依賴新移民。

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之一，就是縮小政聯公司的超大職能。這些公司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種必要的強大勢力，但現在它們阻礙了更具有創新精神的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機會。星展銀行（DBS）的經濟學家佘（Irvin Seah）稱，為了實現公平的競爭環境，新加坡應該幫助這些中小企業，從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和越南等發展更快的經濟體的增長中獲益。

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東盟）的10個成員國目前正在積極地降低貿易壁壘。為什麼不給予小企業優惠待遇，讓它們與周邊經濟體達成合作關係呢？另外，在困境中掙扎的歐洲中小企業也非常渴望能到海外市場組建合資公司。新加坡可以利用歐洲的技術、經驗和影響範圍進一步實現國際化。

顯然，新加坡要保持住這位傳奇國父治理下的輝煌業績，唯一辦法就是創新。正如該國政府所瞭然於胸的，這個城市國家的未來依賴於新的創意、產業和工藝，以及高附加值的細化服務。這就要求該國更加努力地改革目前仍過多依賴死記硬背的教育體制。初創企業可以利用新的稅收刺激政策，而一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絡，則可以鼓勵企業家勇於冒險。

對於李光耀作為「溫和獨裁者」的功績，歷史學家們的爭論將會經久不息。然而，當我行走在那些領導層遠不如新加坡穩定的亞洲國家的街頭時，我很想知道，如果這些國家在李光耀的領導之下，它們的經濟會有多麼強勁。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領導人楷模的李光耀所開創的這種模式，對新加坡自己來說也已經不夠用了。新加坡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住他留下來的光輝遺產，就必須更廣泛、更大膽地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