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是書的剩餘，只是它有著比較膨脹的形式。我喜歡許鞍華拍蕭紅的電影《黃金時代》，但在港公映期間我不能與會，票房據說不甚佳（大陸亦然），兼遇雨傘革命無人進戲院，時也命也。挾金馬獎及後來在香港電影金像獎大勝而回，台灣公映時迴響看來不錯，蕭紅作品出版亦有聲勢，顯見關於文學及其衍生物，時間是必要的容器。書永遠有它自己的剩餘，就是這個意思。
《黃金時代》是一部散文電影，戲劇性和情節性被處理為淡漠，由角色敘述的話語內容接近紀錄片的旁白，感覺就好像在閱讀一本蕭紅研究書籍。許鞍華素來尊重編劇，《黃》的編劇李檣，對於電影的整體面貌影響甚大。自《孔雀》、《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以來，我對於李檣的印象一直是「眼高於頂」，看平凡人的欲望與生活時帶點嘲弄的眼光。不過這次處理的是大作家、大歷史，李檣所持的便近於是平視而近於恭謹的角度，輕描淡寫不誇張。文人的對話者若是文人，大家便平起平坐。而李檣這次立足的高度在於，他是與歷來的蕭紅研究對話，以致有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效果（即角色突然自劇情中脫離出來，面向觀眾敘述另一個敘事層的歷史評論），還有蕭軍蕭紅駱賓基三角相逢攤牌的幾場戲，呈現了當事人各執一辭的兩種敘述，這種後設性質，取代了戲劇化，決然確立了一種質疑真實與歷史等大敘事的姿態。
《黃》所敘述的這個蕭紅故事，進入了歷史上蕭紅研究的爭奪戰。以往，在中國大陸的文學史敘述中，蕭紅是愛國主義的「東北女兒」，東北作家群是受共產主義熱情號召而加入抗戰的愛國主義作家群，一切被收歸民族主義之下，三、四十年代被認定為超越五四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而向左翼革命發展的進一步階段。這當然也就讓我這種抗拒民族國家的中文系學生興趣缺缺。及至後來，在漢學界的一些評論中讀到蕭紅的另一重意義，包括最著名的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就是以女性主義的身體向度，重讀蕭紅的成名作《生死場》，指出身體不但是蕭紅小說中生與死的場域，更是其小說獲得意義與內涵的根本，蕭紅筆下代表東北苦難的頭像是女性。劉禾並批評，以民族國家的框架去審視蕭紅，會看不到蕭紅當時對主流話語的顛覆意義。當然劉禾文章歷年被不少大陸評論批判為「以偏概全」，此為一篇挑戰性文章所應得之禮遇桂冠。
劉禾文章收於九十年代初唐小兵所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型態》；二十多年下來，中國電影崛起再成為世界最大巿場之一，國家資本主義取代共產主義烏托邦，蕭紅近年也紅起來，當然讀她小說的人不比八卦她情史的人那麼多。 二○一三年大陸導演霍建起拍的《蕭紅》，即以愛情包裝，將蕭紅通俗化、煽情化。相比之下，《黃》的輕描淡寫，就是一制高點。如果國家民族是「正史」，愛情八卦是野史，《黃》所依據的，文人文集書信研究之史料，就是一則介乎正史與野史之間的，文人歷史。文人自有人文關懷與家國情懷，但起點往往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此二者在 一九四九以後的中國，始終受著壓抑。蕭紅的寫作關注社會底層與邊緣人民，相對於張愛玲來說當然是「左」；但她的女性視角與自傳色彩（尤其《呼蘭河傳》），也曾被茅盾批評為描寫階級壓迫不夠著力，而蕭紅對此的回應是：「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於人類的。過去或者現在，作家的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這種「中間性質」，在今日算是關於現代文學的普遍常識，但在戰亂時期的中國顯得多麼邊緣。
在《黃》之中，女性的自由與作家的自由乃一體兩面，因此所秉持的就是一種邊緣視角。一個在戰亂時期希望好好寫作來完成自我生命的女作家，也只能飄零到邊緣小島香港，邊緣有孤寂的自由。電影肯定了蕭紅的這一願望，並將她的生存與寫作以互證方式呈現，概括為自由主義的追尋。有趣的是，「只想安靜寫作」的純粹性，是香港許多作家的共通特質。因為在香港寫作，無名無利，更無文壇中心如京派海派的排場霸氣，寂靜就是一種挑戰。著名詩人北島也說過，只有在香港，你還做詩人的話，你才是真正的詩人。」「只想寫作」的欲望，只有在香港這個對文學如此不友善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敲問每個作者的心靈。香港不是什麼好地方，但它會讓你覺得，單單有這樣的自由，安貧匿靜，已經足夠投入整個生命，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堅持下去。
有位身兼編劇的作家曾向我抱怨，《黃》未能拍出「民國範兒」，我回道，「民國範兒」指的是魯迅、胡適、徐志摩（連辜鴻銘也算）等知識份子儒雅，精神貴族的風範，他們在民國初期已是成熟的大家。而二蕭及東北作家群生於偏遠，則這群大知識份子的流風所及，遙遠血脈，末座弟子。雖然一樣的理想主義，但他們沒有條件去做精神貴族，卻成就波希米亞的窮風流。電影幾乎是一字一句地根據蕭紅《商巿街》拍二蕭在俄國旅館吃「列巴」（俄語，即麵包），出了月薪就加菜吃豬頭肉，還有排演話劇、讀詩時那種慵懶的夢想青年，一下子從窩身的藤椅裡跳起來口出大言，都與今日搞社運的文青大學生一般樣子，讀港大出來的許鞍華，懂得拍這些人。
香港位處中西文化交界，邊緣者可以質疑中心的大敘事框架，將西方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放入華人及漢語處境去理解，明白中國的苦楚與悲哀，卻不進入國家民族的框框，自為離群蕭索者，豈不與蕭紅命運同構？後設的歷史質疑、文化分析，要拋多少理論？而許鞍華則一直感性而低調，她只是說，我們自然而然，要這樣活。這種就是香港視角、香港口吻，香港最精英的一代就是這樣說話的，有人嫌《黃》沒有對那個時代和蕭紅下一個說法，我就最喜它輕描淡寫，把蕭紅與香港從各種堂皇而偏歪的說法裡釋放出來。這樣的香港像一本難懂的書，也註定是當下時代的剩餘，以待後人重掘。是，自由就是剩餘，被框架排除出來的無名之物。香港與蕭紅同構，而自由與剩餘同義，四者相互指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