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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食物匱乏，營養不良的小孩比例極高，我曾遇過一天十幾個小孩過世。物資缺乏，許多在台灣輕易就能救治的病狀，在當地卻只能束手無策。」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難以想像的人類世界「邊境」，維護最底限的生命尊嚴。
去年三月西非幾內亞爆發伊波拉疫情，各國醫療機構紛紛撤離，只剩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還留守原地。
為了協助控制疫情，「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ＭＳＦ）派出超過一千三百名的醫生前往西非，並呼籲各國伸出援手。
六月初，敘利亞西北省分的城鎮遭到攻擊，血肉模糊的傷患湧進當地ＭＳＦ支援的醫院裡。ＭＳＦ也在第一時間透過網路募集物資，擴充救援能量。
如同防彈背心的白色背心
曾在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ＭＳＦ，在世界各地設有超過六十個醫療救援項目，不少戰亂地區都能看見他們顯眼的白色背心。成立四十年，為許多戰亂地區帶來協助的ＭＳＦ，同樣吸引不少台灣人投身其中，參與救援工作。原本在醫院急診室任職的謝岳哲就是其中之一。
謝岳哲參與無國界醫生，圖為他正準備替一名病人進行脊髓穿刺。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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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擔任住院醫生第一年時知道ＭＳＦ，那時覺得可以到世界各地進行救援工作很酷。後來因為他們申請資格要求要有『熱帶醫學』知識，所以我先自費去英國上完課，才向ＭＳＦ提出申請。」二○一二年參與了救援任務的謝岳哲說道。
雖然是毫無人道救援經驗的菜鳥，但謝岳哲第一個任務，卻是前往戰亂中的阿富汗，在當地的醫院中提供醫療協助。「其實一開始我有遲疑，因為畢竟有安全考量。」但瞭解ＭＳＦ的安全規範後，謝岳哲還是決定冒險前往。
「訓練時組織也有給我們一本紅十字會出的手冊，裡面有教你『開車遇到駁火，該怎麼辦』、『誤闖地雷區要如何處理』，因為我們要去戰區，所以都會先翻一下手冊。」
雖然是前往戰區，不過因為ＭＳＦ強調無黨無派，不偏向任何一方政權，因此ＭＳＦ的營區，並不會受到攻擊，「同事間流傳著，穿上ＭＳＦ的背心，就像穿上防彈背心。」謝岳哲笑著說。位於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營區，也的確未曾受過戰火波及，頂多聽見遠方交戰的砲彈聲。
在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布斯醫院，一位父親抱著8歲大的女兒正在候診。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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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阿富汗當地，謝岳哲受到的，卻是比戰爭攻擊更大的衝擊。「出發前心裡雖有準備，知道當地的狀況不會太好。但到了當地才發現，狀況真的很糟。剛剛到達時感覺很不真實，在台灣難免會看過一些重大傷病，但在那裡卻是完全不同生活。」
設備不足，全身醫術無用武之地
由於缺乏基礎建設，加上沒有乾淨水源，導致腸胃炎時常發生，但因為延誤就醫，讓當地居民往往因此出現併發症，送進醫院時幾乎已是重症，「像我們急診室曾經同一時間有六個小孩在做ＣＰＲ（心肺復甦術）。」
另外因為食物匱乏，營養不良的小孩比例極高。「這些營養不良的小孩，會被安置在我們的『餵食中心」』，每小時固定灌食，並且要密集紀錄小朋友的排泄、體重和溫度。」如此綿密的醫療照顧依然無法避免幼兒大量死亡，謝岳哲說，他曾遇過一天十幾個小孩過世。
因為物資缺乏，許多在台灣輕易就能救治的病狀，在當地卻只能束手無策，「像我曾經遇過一個嚴重氣喘的個案，這如果是在先進國家，只要插上呼吸器就可以了，但現場就是沒有這個設備，所以你只能看這他一直喘，喘到心臟停止……。」
回憶起孩童的大量死亡，謝岳哲嘆一口氣說，雖然急診室經常有人過世，但一個剛要開始的生命就這樣消失，總是讓人不捨與無力。「但你總得保持一個冷漠的距離，否則每天情緒都跟著難過傷心，根本做不下去。」
而病患人數過多，也讓前線醫生在救援前線難免得做出抉擇，「有次有個小孩因為麻疹，引發上呼吸道阻塞。這其實不難治，只要給他吸入強力的血管收縮藥物即可。可是那個藥物的時效很短，只能撐半小時，所以得要不斷給藥。」
謝岳哲說，小朋友半天就用掉了十幾支藥物，接著他接到藥局電話，告訴他目前庫存只剩十幾支，下一批送達還要一個多月後，「藥局問我，還要再給嗎？」
協助在地人健全醫療系統
為難的是，這支強力血管收縮藥物，同時也可用在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過敏性休克的病人身上。換句話說，一旦用完藥物，之後送來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將無藥可用。謝岳哲找了醫療團隊其他成員討論，但大家最後還是把決定權交給他，讓自己決定該怎麼做。
「到現在我都無法回答，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我沒有再給藥，然後那小孩就這樣過世了。」
雖然有心中無法放下的遺憾，但前線工作卻也充滿成就。例如ＭＳＦ也會提供當地人員的訓練，待組織離開後，當地醫療系統能夠獨當一面。
「原本當地醫療人員連基本的急診檢傷分類、緊急處理都不太行，但我們訓練後，有一次有位婦人在急診室裡昏倒，當地工作人員已經可以迅速的進行檢查和處置。」談起ＭＳＦ為當地留下的貢獻，謝岳哲難掩驕傲得說。
而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謝岳哲也經歷了孤獨和病痛，「有一次我們外派人員集體感染腸胃炎，一個拉完肚子換另一個拉。那幾天躺在床上痛苦得要死，但他們早餐只有很油的鷹嘴豆和酸奶，那時我真的好想吃廟口麵線和稀飯啊！」也因為太想念家鄉的味道，腸胃炎康復後，謝岳哲拿出行李裡唯一一碗維力炸醬麵，「帶著滿滿的感激把它吃掉。」
三百萬名愛滋病患的首都圈
同樣受到ＭＳＦ前線工作吸引而加入的還有鄭巧鈺，去年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服務的鄭巧鈺，擔任的是行政人員。雖然從小在南非長大，但剛果民主共和國卻是和南非的富裕環境截然不同的非洲國家，衝突不斷且愛滋人口眾多。「首都金沙薩的人口大約台灣總人口一半，而愛滋感染者就占了三％。」
得知要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協助愛滋治療項目的救援時，鄭巧鈺的父母有些憂心，但還是沒能攔的住女兒。
鄭巧鈺說當地的愛滋感染部分來自性工作者，「像我同事就曾在晚上看過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穿著大衣站在路邊，只要有車子經過，他們就會拉開大衣，讓駕駛人看到大衣底下一絲不掛的身體。」除了協助重症病患，ＭＳＦ也在當地舉辦衛教宣導，希望從源頭減少感染。
鄭巧鈺（前排左二）2014年2月出發至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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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政人員不像醫生會在第一線接觸病患，從病人及家屬身上體會感動，但鄭巧鈺卻是在投身ＭＳＦ的工作人員身上看到助人工作的價值。「有次有個當地的工作人員心臟病發作，她來辦公室請假時臉色死灰毫無生氣。之後她經歷開刀住院，兩個月後才重新回來工作。」鄭巧鈺說，但是當她重新在醫院遇到這位工作人員時，卻發現她氣色紅潤、容光煥發。
回來後仍舊期待再度前往
「她說她在住院期間看到身旁都是自己的同胞，因為病痛而受苦，每一天看著周圍的病人想著：『我一定要好起來回去工作，為他們服務』。」鄭巧鈺說，離家在外難免會有低潮，會質疑自己為什麼拋下家人親友千里迢迢來到這裡，但看到裡頭工作人員對於助人工作的熱忱，讓她找回當初加入ＭＳＦ的初心。
物資缺乏，加上各種文化衝擊，讓前線工作並不輕鬆，但回到台灣後的兩人，仍舊嚮往前線工作。
「有一陣子我是前線唯一的醫生，那陣子很累、每天壓力好大。有天晚上我睡不著，坐在外頭階梯上，晚上沒有電，只剩下滿天星光，還有遠方的爆炸聲。那一瞬間你會覺得，好像真的可以沉澱下來。」回憶起在阿富汗的救援工作，謝岳哲的語氣，充滿了對前線的眷戀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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