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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立志進黑道的黃益中，儘管已是公民與社會老師，但體內反叛因子卻未曾停歇，他走上街頭為權益而戰，更將對議題的「思辨」帶進課堂。
「你看過外勞嗎？」、「你心目中的外勞長得什麼樣子？」這些問題雖然不出現於任何一本公民與社會課本，卻是台北市大直高中公民與社會老師黃益中心目中最理想的樣子，培養學生思辨。
教孩子練習與對立方「對話」
第一眼見到黃益中，很難相信眼前這個黝黑的肌肉猛男，會是一位公民老師。他有年輕老師的熱血和一點叛逆的街頭氣味，他的公民課跳脫課本，不用效忠的道德規勸，而是用對話，將公義的種子散布到每個高中生的心中。課堂外，他因為買不起房開始參加社運，是巢運的發起人之一，他為社會的公平正義奔走，打動了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要合作設計課程，將勞動意識融入台北市六十七間高中職。
六年級後段班的黃益中，出生於人們口中台灣最富裕的年代，然而當他念完書，工作了七、八年，省吃儉用試圖找一個落腳處成家立業，卻發現台北市的一間中古屋，短短半年間，每坪從四十六萬漲到五十六萬，在看了上百間房子後，他寫了篇〈月入八萬 我買不起房子〉投書報社，認為買不起房已經不是有沒有努力，而是國家體制的問題，他成立「台灣居住正義協會」，就此展開了他的社運之路。
楊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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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社運人士與老師雙重身分，黃益中謹守分寸，不帶孩子上街頭參與運動；在課堂上，他也不說服或表達自己的立場。當他的學生討論著台北車站被印尼外勞「占領」，慶祝開齋節新聞，他只提醒學生：「信義區穿著西裝的美國人、歐洲人，是不是外勞？如果今天在台北車站的是一群金髮碧眼的歐美人士在野餐，感覺如何？」參與社運，讓黃益中明白對話的重要，他從不評價學生的發言，「我不是來傳教的，我只要學生學習尊重，」在他眼中，思辨從來都沒有對錯。與其教出順服的學生，黃益中更期待學生勇於表達，再透過同儕間的傾聽、討論，讓思考萌芽。
從太陽花到同志，議題無禁忌
黃益中的思辨課包羅萬象，除了外籍移工議題，他也在課堂上討論同志、太陽花、關廠工人等，幾乎沒有禁忌的話題。除了公民意識，其實黃益中更在乎學生對弱勢的同理心。「像是關廠工人臥軌的新聞，如果我不講，學生可能只看到急著返家的旅客對他們破口大罵，」黃益中用新聞或是紀錄片讓學生感同身受，搭配提問與討論，讓學生理解激烈抗爭背後的辛苦。「關懷弱勢不等於捐錢，」黃益中介紹各種公民團體、弱勢族群，希望學生看見更多元的社會。
有趣的是，對教育充滿熱忱的黃益中，卻一直與教育界格格不入，他回憶小時候的志願是進黑道。當「大哥」的律師，打官司、賺大錢，「可惜沒有遇到賞識我的黑道大哥，」黃益中打趣的說。有著一點小聰明，他坦誠求學階段的成績不錯，只是不愛聽課，總愛在底下看自己的書。愛唱反調的他，還故意在國文課上看數學，數學課上看理化，讓他成為每位老師的眼中釘，「我不是好孩子，只是會讀書，」黃益中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儘管不愛聽課，黃益中卻非常喜歡閱讀、看報紙，他從《大成報》、《民生報》的體育版與娛樂版，「順便」往前看政治新聞、經濟新聞，對於「新知」非常有興趣。因此，當他的高中三民主義老師在課堂上講了一則又一則時事新聞，就像如來佛收服了孫悟空，黃益中難得抬起頭聽課，且愈聽愈有趣。「後來我發現律師有點難考，所以當個老師也不錯，」黃益中考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公費生，踏上為人師表一途。
做為一個「差點進黑道」的老師，黃益中的教職一如預期的坎坷。第一天上班就被校長訓話二十分鐘，只因為他的衣服沒有紮進牛仔褲裡，「還沒開始教書，就被盯上了，」黃益中似乎很難擺脫壞孩子的標籤。但是他不在意，轉任大直高中之後，因學校校風開放，他更有舞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希望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沒有制式教材，黃益中用許多正在發生的事，讓思辨成為孩子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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