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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這句話在今天不僅仍舊切合，而且第一次具備了全球的意義；比如我們身上穿的衣服，品牌與訂單可能出自美國紐約，原料來自美國、非洲或澳洲的農場，機器來自日本或德國，而生產卻是在菲律賓、中國大陸或薩爾瓦多進行，最後才運到台灣銷售。
你或許不知道，這種「全球運籌」生產模式的發源地，不在別處，就在台灣。
1966年，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設立。當時沒有多少人能夠預見這樣的生產模式，日後會在全球116個國家、3000多處工業區中發展起來，成為今天經濟全球化的典範；而台灣與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角色，則從單純提供勞力，逐漸轉變為開始輸出資本到他國設廠，做的依舊是兩頭在外（原料與市場）、加工出口的生意。
不忍受，就失業？
在這個全球生產鏈中，企業主的運籌帷幄是財經雜誌熱中報導的題材，但直接生產衣服的工人處境則經常被忽略。
根據美國的「血汗工廠監察」組織調查，成衣總價中，50％的利潤歸於通路零售商，35％歸於品牌商，10％歸於外包製造商，只有5％是工人的工資。
正因為工資總是被壓在最低，所以這些加工出口工廠的工人往往更需要工會保護，但與台灣早年戒嚴時期一樣，這些工廠大多嚴禁工會組織，一有風吹草動就準備關廠外移。
成衣產業利潤擠壓、資本容易全球流動的特性，與生產線工人的薪資福利似乎一直處於對立。在忍受壓榨與被迫失業之間，難道沒有第3種選項？
台商在薩爾瓦多
2004年，在台灣創始加工出口模式的40年後，這個問題終於有了肯定的回答；而這一次，同樣與台灣有關。
2000年，有30餘年歷史的台南紡織企業，赴中美洲的薩爾瓦多設立紡織廠，作為承接美國訂單、利用美洲關稅優惠生產成衣輸美的海外生產基地之一。南企在薩國的投資，很快成為經歷內戰、經濟凋蔽的薩國境內數一數二的大加工廠，為當地提供了寶貴的就業機會。然而，2002年，在工人試圖組織自主工會的過程中，資方卻以「訂單不足」為由，準備關廠，並製作參與工會的工人黑名單，在加工區企業主之間流傳，永不錄用。
此一事件很快引起反血汗工廠的美國與台灣勞動人權團體的關注，一個薩、美、台的跨國支援網絡於焉成形。薩國的工人持續組織，爭取國內輿論支持；美國團體開始向台南企業的美國大客戶施壓，要求他們不撤訂單，同時向南企表達強烈關切；台灣團體除了向台南企業總部施壓之外，亦協助相關談判聯絡事宜；最後就連台南企業在柬埔寨和印尼的工人都協同聲援薩
史無前例的「公平成衣廠」
在一連串的抗爭、施壓與談判折衝之後，2002年底，勞資雙方終於在美國舊金山達成協議，由台南企業出資設立一個勞資共管的新廠，以容納因關廠而失業的前薩國員工；董事會由勞資雙方各半組成，經理職務則雇用勞資雙方共同遴選的薩國人，同時美國幾家大成衣品牌商亦承諾給予訂單贊助，讓新廠運作儘快上軌道。
這個名為「公平成衣廠」的工人自主管理工廠的成立，在中美洲以及全世界的加工出口區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世人從1966年來，第一次看到第三世界國家勞工以工人自主、勞資合作的方式，跳脫了全球化之下「不忍受、就失業」的兩難困境。
「機器剛搬來的那一天，大家好高興，連掃地的工人都像在跳舞！」參與並從中斡旋、最後促生了整座工廠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副教授陳信行回憶。
又一章：同志情誼
獲得2008年台北電影節紀錄片評審團特別獎的「薩爾瓦多日記」，紀錄的便是這段故事。不過它紀錄的視角，卻和前述的亮麗歷史很不一樣。
原來，2007年拍攝此片時，「公平成衣廠」的經營正遭遇空前困境，訂單量不足，又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新機器，就連廠房也因為付不出租金而被地主封鎖；這個全球迄今為止唯一一座、極具實驗性指標意義的工廠似乎無以為繼，一段創造歷史的工運故事也似乎已劃下句點。
不過，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卻發現另一段故事正緩緩開始；故事主角是陳信行、薩國工人席貝多、華津等人，主題是「同志情誼」。
原來台灣也有這樣的人
「經歷過殘酷內戰的薩爾瓦多人，跟刻板印象中熱情的拉丁美洲人不一樣，他們其實非常內斂，就像戒嚴時代的台灣人。」陳信行與席貝多、華津及其他戰友們說著不同的語言，多年來透過七、八百封電子郵件與電話討論各種問題，「但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談論對彼此的感覺，」隨著拍攝團隊第三次踏上薩國土地、希望在「同志們」最艱困時陪伴他們的陳信行說。
面對運動的挫敗，許多薩國工人在鏡頭前流了淚，女性導演賀照緹感性而深入的鏡頭更創造了一個機會，讓這些向來很man的血性男兒卸下心防與面具，把淚水轉化為對彼此生命經驗的分享與理解。
於是，觀眾在片中看到彼此認識了8、9年、共同挺過無數大風大浪的這群工人，第一次坐下來互相分享自己經歷內戰恐怖的身世，第一次走訪彼此的家中瞭解對方的生活環境，一同坐下來歌唱、流淚、再出發。
在送別晚會上，席貝多說：「以前，我們只知道台灣是訓練出屠殺我們成千上萬同胞的獨裁者道布依桑的國家，直到跟信行和他的同志並肩作戰，我們才意外地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像我們這樣的人。」
低谷且聽新潮聲
就影片本身而言，這是一部非常溫柔而內在的「工運紀錄片」，不僅捕捉到有血有肉、會歡笑、會流淚的工人形象，也紀錄了以實際行動反思全球化、反思台灣自身的一段故事，值得細細品味。
而在影片之外，儘管這座工廠目前已經停擺，薩國工人們也仍在不確定中摸索出路，但存在於陳信行、席貝多與華津等人之間的情誼，不啻已為全球化時代的全球社運結盟做出了最新、最有意義的註解；雖然低調卻無比堅定，並等待著再出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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