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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非人類靈長類深刻痛苦的研究方法已不合時宜，研究人員應該思考其他替代方案。
19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哈婁（Harry F. Harlow）在母愛剝奪實驗中發現，恆河猴幼猴若在遭社會隔離的環境中成長，並且只能緊抱鐵線或絨布做成的「代理媽媽」，牠們會出現自殘、搖擺或其他重度憂鬱及焦慮症狀。這些動物行為實驗是基於以動物模式來闡明母親的照顧和人類憂鬱症的問題。哈婁的研究至今仍在心理學、人類學和動物行為學課堂上討論。然而，施予靈長類如此深刻痛苦的實驗並沒有走入歷史，現今一些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仍會強制分離恆河猴的母猴和幼猴，並讓牠們經歷會造成身體和情緒創傷的壓力。
帶領甘迺迪席萊佛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國家研究所比較動物行為學實驗室（LCE）的心理學家史渥米（Stephen Suomi），在幼猴出生幾個小時內把牠們從母親身邊抱走，並關在一天有22個小時（週末24個小時）沒有任何互動同伴的籠子內。我在肯亞研究野生狒狒，狒狒的社會組織與恆河猴類似，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動物的自然生活方式將遭到嚴重扭曲。在野外，幼猴被一群以母猴為主的群體圍繞並保護，牠們會與同伴玩耍並探索世界，也會倉惶躲回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母親溫暖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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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LCE那些母愛遭剝奪的幼猴則會經歷實驗設計的壓力刺激（例如故意在牠們獨處時驚嚇牠們），以評估牠們的反應，從而了解人類成長時可能導致精神疾病的危險因子。從LCE發表的報告可看到，這些幼猴終其一生在行為和生理上都受到影響，例如健康狀況差、壓力大、沒有能力照顧幼猴以及出現異常的侵略行為。
當我看到兩名摯愛的家人飽受精神疾病所苦時，我能了解這類研究在此領域的重要性。然而，文獻回顧的結果明確顯示，動物模式不能套用在人類的心理健康。要治療人類的精神疾病，需要直接正視我們生命中所經歷真正的壓力源，而不是人為刻意營造給恆河猴承受的壓力。透過不同類型的研究，例如神經造影和長期追蹤病患每天的生活，也能帶來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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