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半球的非洲大陸正在進行一場媒體革新，用最新的科技、最傳統的新聞價值鞏固第四權。物質相對富裕的我們或許可以做為借鏡：相較之下，我們如何看待新聞？新聞工作者又如何看待自己？
八月十四日，比爾蓋茲的蓋茲基金捐了四七○萬美元（一億五千萬元新台幣）給非洲一個致力於媒體改革的團體「用程式改變非洲」（Code for Africa）。蓋茲基金會以「有效率地做善事」聞名，致力醫學研究與教育，被稱作是他「第二次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為何要挹注媒體改革？
把科技人才送進媒體
如知名的「用程式改變美國」（Code for America）是民間運用科技來解決公共問題，台灣的「零時政府」（g0v）亦如是；但與其把科技人才送進政府，「用程式改變非洲」選擇把科技人才送進媒體。在人們逐漸對新聞無感、資訊唾手可得的年代，這個位在開發中國家的組織卻讓人民願意參與新聞產製，甚至付費買正確的資訊。
這個組織到底有什麼魅力？創辦人艾倫斯坦（Justin Arenstein）是位獲獎無數的調查報導記者，曾讓好幾個議員、官員接受司法制裁。但現在的他並不覺得這是什麼豐功偉業，轉而製作「實用的新聞」。
「用程式改變非洲」協助非洲新聞媒體使用數位工具，讓資料分析師、工程師進入傳統新聞室，發展以實證為主的資料新聞（data-journalism），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在南非獲得成功後，推進到非洲的其他五個國家，仍在拓展中。艾倫斯坦提到，新聞不只是說好聽的故事，還得告訴人們解決、行動的方法。
例如其中一則「最低工資」的報導。家事員在非洲是普遍的工作，但人們並不知道付多少薪水才合理。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不同，資訊不足，家事員也不知道該向雇主收取多少的報酬才足夠維持基本生活。
他們在調查報導之外附上了簡單的網頁，只有一個問題：你付多少錢給你的家事員？拉動數字條，「就知道你付的是合理工資還是把他們當奴隸。」艾倫斯坦提到，經過比較後，大家更瞭解自己的處境，兩天內湧入一萬則留言憤怒地討論，提供更多的數據資料。
由下而上影響政府
另一個例子，非洲因為河水汙染，傳染嚴重的霍亂，「我們不能只寫一個故事說現在狀況很糟，大家只會一直死掉。」他們在村民的手機裡裝載電子迷你顯微鏡，拍下河水的照片，軟體會判斷是否遭汙染，回報到系統形成地圖，村民便可以知道去哪裡取得乾淨的水源，相較政府一年只取樣一次河水樣本，安全、實用許多。
與台灣一樣，他們也常碰到政府不願意公開資訊，「我們不會衝進政府大喊新聞自由，而是『繞到後門』嘗試合作。政府嫌資料數位化的成本高，那就交給我們來做。」艾倫斯坦也會找相關的利益團體合作，當開放資料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或產生商機，便多了談判籌碼，「政府可能不在乎人權，卻很難拒絕商人與勞工的要求。」拿到資訊，才是最重要的。
艾倫斯坦在南非進行媒體革命，獲蓋茲基金會捐助1億5000萬元新台幣。 黃耀徵
分享
艾倫斯坦認為，三十年前非洲與中國的人均收入、產業結構差不多，中國現在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體，非洲卻一樣貧窮，「關鍵在於人們沒有充足的資訊可以做決定，連領導階級也是。」他說；「用程式改變非洲」也由下而上地影響到政府，例如地方領導很難理解國家預算如何影響到他的城市，透過他們設計的預算分析軟體，能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艾倫斯坦相信，充足的資訊會帶來更好的生活。
「我年輕的時候樂於調查政府的貪汙腐敗，但我們不再找人做這一類的報導。」艾倫斯坦解釋說，去任何國家的大街上請人們列出最擔心的事情，往往會得到醫療健康、教育、居家安全，甚至水、電這類答案。「政治卻在清單的末端，所以我們更傾向調查藥價、探討教育問題。」雖然在調查過程中還是會碰到政治貪汙問題，但並不針對單一的政治人物。
再加上非洲殖民的背景，長期以來，人民「在決策過程中缺席」，缺少公民參與的經驗與自覺。艾倫斯坦以南非為例指出，該國擁有五千萬人口，但最大的日報卻只有十二萬名讀者，「大部分的人覺得報紙上的資訊看起來是從外星來的。」記者的報導常常曲高和寡，「這就是資料派上用場的時候。因為資料來自平民生活，簡短的影片、資訊性圖表，經由一個好的故事，能夠幫助人們理解。」
真正的記者是要改善人們生活
非洲的識字率也是另外一個問題，他們便設計「聲音系統」，只要有電話，撥打某個號碼就能獲得資訊，更為網路不普及的地區提供簡訊服務。
「歐美記者常把新聞工作當作成編劇、作家的跳板。但我在一個極度貧窮、政治權力失衡的地方長大，對我來說，新聞是實現公平正義的途徑。」在資訊爆炸的年代，當人們對新聞失去興趣，新聞工作者不再有熱誠，艾倫斯坦卻很有信心，「新聞不僅是如實報導而已，網路、公民記者已經取代了這樣的角色，真正的記者該做的，是透過分析探尋事件的本質，讓人們得以改變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