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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只是隨波逐流而已，會做某些事，純粹因為碰巧。」導演鄭文堂說起話來沒有什麼氣勢，圈內人多半稱他「阿堂」，身形瘦削、個兒矮，身上穿著袖緣像被狗啃過的黑色T-shirt，駝坐在椅子上，整個人看起來細細縮縮的。
但他的眼睛，偶爾會放出某種很有生命力的光芒。
阿堂說自己「隨波逐流」，不熟識他的人，單從外表判斷或許真會認同，畢竟是個周身沒有顯露半分野心的大叔；但若對他小有了解，「隨波逐流」的形容就顯得有些荒謬了。
他走的路一直很特別，至少他選的方向與一般人不太一樣。1984年，他加入「綠色小組」拍攝社運紀錄片（編按：解嚴前後成立，以簡便攝影機拍攝、記錄社會運動的小眾媒體），1988年，阿堂進入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負責工會組織工作，後來拍了《夢幻部落》、《眼淚》等電影長片後，又接下宜蘭縣文化局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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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電影《菜鳥》最近上映，內容敘述一個有正義感的菜鳥警察，猛然衝撞警界陳舊腐爛、不黑不白的失序規則，又是一個生猛灰暗的寫實故事。從街頭到殿堂；從政治到藝術，阿堂什麼東西都碰過。
挑戰高難度細節
一滴水珠、一縷雲氣，都絲絲計較
當年的代表作是「麥斯威爾咖啡」廣告，「咖啡杯哪有那麼好拍！」他開始回憶，攝影機要拍出咖啡的蒸騰雲氣，霧絲要用「根」為單位計算，千絲萬縷都得斤斤計較；冰鎮的時候，也煞費工夫，「我們要拍出凝結在杯子外頭的細小水珠，等著其中一顆，順著杯邊弧度流下。」
風雅地說，那叫拍出「慾望的質感」、「渴求的品味」，「我當下忽然覺得怪怪的，大學時我讀杜思妥也夫斯基、陳映真，現在卻身處講究『生活品質』的時尚圈。」
幾乎同時，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1984年6月，土城海山煤礦因粉塵爆炸，72名礦工瞬間喪命；同年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共有289人死亡。「媒體當時做得很小，只當作一般事件處理。」貧窮工人在他們眼中只是美好世界外的邊境住民。阿堂在奧美公司想著，「我到底在幹嘛？」隔了幾天，阿堂遞出辭呈。
透過關係，他借了台攝影機，跨上摩托車前往災區。「我進去完全沒被攔阻，因為拿著攝影機，人家就以為我是記者，一下子就進到不能去的地方。」礦井是個黑幽幽的洞，炭車正費力地朝洞口升起，車子上屍體成堆，家屬被隔離在外頭。一張張緊閉雙眼、或者還沒瞑目的臉孔離阿堂越來越近，阿堂別過臉，又忍不住回頭看，「那天早上是礦場發薪水的日子，每個人口袋裡都裝著錢。」
紅紅綠綠的新台幣被小石頭一疊疊壓著，腳尾錢隨風飄擺，「我終於回到人間。」阿堂說。
「看到這個畫面前，我沒那麼確切知道自己要走這條路，看到以後，我覺得我做對了，我想把這事記錄下來，為什麼受苦的都是窮人？」阿堂出身宜蘭羅東鎮，小小的平房灰撲斑駁，隱藏在窄巷曲道裡，「旁邊住的不是妓女就是流氓。」阿堂苦笑：「我爸爸是典型宜蘭男人，穿山越嶺到金瓜石、九份，再到台北賣蛇膽、壯陽藥。」最後拋妻棄子，結了個「細姨」，從此別說養家，連面也見得斷斷續續。
阿堂的老家約30坪大，「我們分租給很多人，房子裡頭塞了15間房，有間房裡住著一個警察，他們一家5口擠在兩坪的狹窄空間裡。」阿堂和母親最親，媽媽常跟他說：「你窮，人家為什麼要疼惜你？」
「窮」這檔事，對出身底層的他一點也不陌生，比起燈紅酒綠的台北，這種生活狀態跟阿堂更加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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