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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一日的日本《每日新聞》頭版頭條的標題為，「總務省三十五歲：睡眠三個半小時，見女兒十五分鐘」。文中寫道，「在東京霧關，總務省自治財政局科長助理（三十五歲），午夜零點多離開燈光通亮的辦公室，跑上地鐵末班車。回到東京都內的家已經一點多了。早晨也得起得早，每晚只睡三個半小時。每月的加班時間則超過一百小時。他一九九六年東京大學畢業以後做公務員，跟一九九九年結婚的妻子幾乎沒有一起吃過晚飯。周六周日上班，通宵工作都是家常便飯。三年前，抱了一下當時一歲的女兒，未料她哭著說，『不要，不要。』後來，父女盡量一起過周末，但工作日見到女兒的時間，仍只有吃早飯的十五分鐘」。
全國性報紙在顯眼的位置做這樣的報導，因為日本人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大約三分之一的上班族，每周工作五十小時以上；這比率高過世界大部分國家。日本政府並非袖手旁觀，二○○七年底制定了《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balance）憲章》，以圖推行國民過正常的生活。然而，據國家公務員工會的調查，去年日本公務員平均的加班時間為每月三十八小時，尤其直接負責國民「工作生活平衡」的厚生勞動省公務員工作時間最長，人均加班時間竟然達到每月七十六小時。也就是說，甚麼「工作生活平衡」都是畫大餅而已。
日本人的工作時間長，導致愈來愈多人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罹患精神病自殺或過勞猝死。報紙的讀者來信欄目，常常刊登母親族群的來信，她們向大眾訴說，「年輕孩子們的工作時間異常的長，薪水又不高，個個都是典型的有薪貧民（the working poor）了，這樣子，他們怎麼可能成家生子呢？」
過去十多年，日本經濟慢慢復甦，但是代價也很大。在年輕一代裡，臨時工占的比率空前地高，已超過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的待遇低，除非打工很長時間，否則無法維持生計。另一方面，正規職工占的比率低落，導致個人責任提高，無論公司方面的要求多麼不合理，為了保住難得的工作，很多人仍得接受夜以繼日的加班
這些年頭，日本的工會組織率直線下降，如今多數人得不到工會的保護了。評論家指出，如今日本年輕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彷彿一九三○年左右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也因此在二○○八年的暢銷書中，果然有一九二九年著名無產階級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寫的《蟹工船》，過去每年只重印約五千冊，今年則因引起年輕一代的衷心共鳴，重印了五十萬冊。在現今社會，自冷戰後長期靠邊站的日本共產黨，都忽而開始走紅，過去十個月裡，有一萬人申請入黨。其中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也有養老金愈來愈少的退休人士。
在目前的日本，社會地位最高的公務員和最低的臨時工，都得為了工作而犧牲生活，甚至生命。連在大公司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士，也得擔心養老金會不會足以維持老年的生活。既然許多人對社會經濟感到不安和不滿，治安和風氣也不會好到哪去。但願新任首相會採取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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