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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主要國家中，台灣的稅率不算低，但收到的稅卻是倒數。辛苦工作所得被課重稅，而以錢滾錢的所得卻不必繳稅。
空虛乾涸的國庫沒有足夠的稅收，如何修橋、補路、辦教育、充實醫療？是誰挖空了國家的基石，偷走了你我的未來？
《天下雜誌》以「台灣首度全民理想稅制大調查」，第一線反映民眾對稅改的真實心聲。
九月八日，一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高階稅官錯亂地讀著報上，「證交稅降不降，財政部長、行政院不同調」的斗大標題。令他錯亂的，不是朝令夕改的政策，而是從郭婉容、王建?、林振國到許嘉棟、林全，「長久以來，財政部長都是提著烏紗帽反對降稅的，這一次怎麼會是主動送利多？」他慨然。
證券交易稅減半，這的確是十五年來最重的一劑強心針。
之前，不論亞洲金融風暴、本土金融風暴、全球高科技泡沫破滅、SARS，經濟再差，股市再低迷，前行政院長蕭萬長、歷任民進黨閣揆都未曾調降證交稅。
原本還在行政院內研擬、還未定案的政策，卻因新任財政部長李述德嘴快，成了不得不然的事實。
但證交稅減半，並未能拯救下跌的股市。半年三百億，可以蓋一條捷運內湖線的證交稅稅收，白白丟到水裡。
輕易被棄守的證交稅，是台灣近二十年來稅制的縮影。
台灣稅制已經被「政治」怪手挖得千瘡百孔，長期財政惡化，中央政府債務餘額近四兆。漏洞連連的稅制，也使得國家建設與教育經費減少，糾結成國家弱化、經濟成長慢、貧富差距擴大的惡性循環。稅制，已成為偷走台灣和你我未來的元凶。
稅制偷走台灣的未來
根據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CFS），針對二十三個OECD會員國的實證研究顯示，一個國家人民收入的長期成長，與政府規模有絕對正相關。而且，政府支出多一塊錢，往往可以讓人民收入增加不只一塊。這是為什麼這些已開發國家政府總支出佔GDP比重均在三○％以上。
但台灣卻在走回頭路。蔣經國時代，台灣政府總支出約佔GDP二五％，到去年卻只剩下一九％。在《ＩＭＤ世界競爭力報告》的五十五個國家評比裡，排行第六小。只比兩個城市國家新加坡、香港，窮國祕魯、智利、菲律賓高。更是遠小於日本的三八％與美國的三六．五％。
財政吃緊，使得政府各項支出全陷入全面吃緊的狀態。其中排擠最明顯的，第一是經濟建設，第二是國防，第三就是教育。
根據財政統計，台灣經濟建設經費九○年代，初佔GDP九．四％，前年只剩三．二％。沒有錢是台灣公共建設落後各主要國家的主因之一。也造成危橋欠修，暴風雨一來就傷亡慘重，災難連連，悲劇年年上演。
以機場為例，在國際機場服務公司Skytrax的評鑑裡，台灣是四小龍機場中唯一一個沒有機場捷運的國家，也是唯一的一個三星級機場。其餘韓國仁川機場、香港赤?角、新加坡樟宜機場，今年都被評為五星級。
三十年前啟用的桃園機場第一航廈，當時是亞洲的模範，但現已破落得使人看了悽涼。改善計劃一直延宕，直到今年才第一次編列預算要大規模改善。
支出經費吃緊，校長變省長
影響子孫未來的教育投資，更是不足。年輕教授的起薪只有香港的二分之一，造成人才外流嚴重。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吳忠泰說，過去三次大選，總統選舉時都承諾教育經費佔GDP比例要達六％，但全都跳票。真相是此數字由一九九二年高峰六．二％，降到前年的四．一％，教育每個環節都缺錢。
「校長都變成省長，節省的省，」一位屏東小學校長形容。
在山區國小教書十八年的南投國姓鄉育樂國小老師王文華說，比起省政府時期，還會發東勢、台中高工做的教具。最近幾年，政府編教學設備費很少，幾乎所有教具、掛圖，連顯微鏡都是靠民間教科書廠商送，也變相增加了廠商對教育可能不當的影響力。
小學每個月辦公費也很緊。不到一萬元的設備費，要付水電費、影印機分期貸款付款、電話費。為了省錢，育樂國小都是用Skype打公務電話，總務規定每個月全校不能超過四百元。有一回打了七百元，竟然查起了公務電話的通聯紀錄。
「台灣現在是要求老師用六○年代的裝備，打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吳忠泰形容。因為沒有錢，地方政府很少編列教師進修預算；因為沒有錢，在國外因應家庭崩解，普遍設立的校園社工人員，台灣小學沒辦法編列。
「稅收不足，真的有很大的影響，」社會福利聯盟祕書長暨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原本關注身心障礙議題。過去五年，看到地方政府大量挪用社會福利基金到無法無天的地步，他才開始驚覺到「稅制」對台灣社會已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台灣社會褔利經費佔ＧＤＰ比例，由七年前的四％，降到前年三．一％，多項老年化、少子化新措施都有心無力。
台灣稅制不是太重，是千瘡百孔
建設與教育，該投資的未來，沒錢投資；老年化與少子化，該面對的未來，不敢面對。
弔詭的是，依照ＩＭＤ評比，台灣已是全世界五十五國政府中第六小的國家，但在某些工商界大老眼中，卻仍是必須減稅才有競爭力的地方。工商團體最近更用匿名方式花大錢，在各大電視台大打減稅就能提升經濟力的廣告，不斷向觀眾推銷洗腦。
台灣的稅真的重嗎？
讓數字說話，與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南韓、日本五個鄰近國家相比，前年台灣政府稅收佔ＧＤＰ比例一三．五％，比城市國家香港、新加坡高不到一個百分點，是全球第四低。遠低於大陸的一七．九％，南韓的二五．五％，日本的二七．五％。
對企業而言，台灣二五％的企業營所稅率，在亞洲六國裡，只比新加坡一八％，香港一七．五％高；跟中國大陸、南韓一樣，但遠比日本四○．九％低。
但諷刺的是，台灣企業實際所繳的稅，佔ＧＤＰ比例只有二．六％，是亞洲六個鄰近國家裡最輕的，遠低於新加坡的三．九％與香港的四．九％。
對個人而言，台灣有錢人繳稅的最高稅率為四○％，在亞洲六個鄰近國家中排行第二高，只比中國大陸的四五％低。諷刺的是，台灣個人所得稅實際稅收佔ＧＤＰ仍只有二．八％，排行倒數第三，只高於新加坡的二．二％與中國大陸的一．二％。
多位租稅學者提到，台灣陷入一個租稅僵化的困局——有錢人不滿高稅率，窮人不滿政府實際上收不到有錢人的稅，回頭壓力全在薪資所得者身上。各方互相憎恨，動彈不得。
為什麼台灣稅率不低，卻收不到稅？負責研究反避稅法的北市國稅局局長凌忠嫄認為，關鍵就是稅基要完整。否則「只要哪裏有免稅優惠，就會有人往那裏規劃！」他說。
稅基三大缺口
北市國稅局最近歸納出八大避稅手法，全都與台灣稅基的三大缺口：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土地不按市價課稅、海外所得不課稅，密切相關。
這導致台灣稅制長期「重課勤勞所得，輕課資本利得」，也就是辛苦工作所得被課重稅，而以錢滾錢的所得扣不到稅。根據《財政統計年報》，二○○六年綜合所得稅收入來源，近八百萬受雇員工的薪資所得佔比高達七三．五％，股利所得一二％，財產交易所得只佔○．二％。
證所稅免稅就開啟了逃稅的大門。譬如：有些證券公司，因為自營部的股票交易獲利不要課稅，經紀與承銷業務的手續費收入要課稅，企業報稅時就會把費用、人事費用全灌到收入得繳稅的部門，壓低這些部門的獲利，自營部則員工超少。「我們整天都得跟他們吵，跟我們打官司最多的就是證券金融業，」凌忠嫄說。而就算香港、新加坡金融業的股票交易所得都要課稅。
土地增值稅的稅制漏洞，不僅逃稅，也造成台灣的豪宅市場不正常發展。一位房地產仲介公司總經理就坦言，未來台北市的房仲人員將轉型為稅務規劃師。
他曾經遇過客戶以七間豪宅做租稅規劃。每一間兩億的豪宅，土地公告現值只有六千萬，只要客戶去銀行貸款超過六千萬，把豪宅與貸款同時贈與給小孩。資產與負債相抵，父母一毛錢贈與稅都不用繳。豪宅在土地公告現值沒有調增前脫手，小孩也不用繳一毛錢土增稅就繼承兩億。只有政府損失一億稅收。
「有時候，我覺得大陸『偷稅』這個詞用得很好。這麼多交易做來做去，只是在偷國家的錢，對整個社會沒有附加價值。這是人力的浪費與國家的沒效率，」凌忠嫄感慨地說。
外商眼中的邪惡軸心
一位國內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年初到香港參加租稅執行機構（Tax Executives Institution）主辦的研討會，令他震撼的是全球跨國企業財務長，竟然形容台灣是「邪惡軸心」（Axis of evil）。
根據租稅執行機構針對會場財務長的調查，台灣整體稅制健全度在亞洲六國中，只比韓國好，排名倒數第二。四項評比中，得分最低的是可預測度。
這位合夥人說，外商企業認為台灣企業報稅成本其實不低。台灣是少數國家，要求外商報稅要有會計師簽證，移轉計價報告也要會計師簽，把證明報稅和理性的責任全部轉嫁到企業身上。移轉計價法規明明規定可以出英文報告，國稅局卻總要求翻成中文。「台灣稅制是三流國家，連大陸都比我們強，」他用詞嚴厲。
過去幾年，這位合夥人參加國際研討會，當全球各地合夥人都在侃侃而談，該國為健全租稅改革，紛紛推出各項國際查稅新法規，譬如：反避稅法、反租稅協定尋租（anti tax-treaty shopping）、境外受控外國公司（CFC）認定、反資本弱化條款等，他只能羞愧地說，「沒有，台灣什麼都沒有。」
在亞洲，除了香港、新加坡，南韓、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已經有這些法規。台灣卻遲至這次的賦改會，才開始研究相關法律，真正立法仍遙遙無期。
台灣的最低稅負制，原本明年就要把海外所得納入課稅，但上任三個月的新財政部，迄今卻連境外受控外國公司CFC的標準都沒有公布，時程確定延後。「是台灣的稅制，讓自己變成租稅殖民地，任人掠奪，」他形容。
一位前三大會計事務所會計師透露，台灣稅制落後，已讓國家租稅變成任由他國財稅顧問禿鷹宰割的租界。
最近，各大會計師事務所最熱門的業務，就是「租稅效率供應鏈管理」（ＴＥＳＣＭ，Tax Effectiv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把稅移到稅率最低的地方。來自荷蘭、美國、英國各路財務顧問陸續慫恿台灣各大企業，從台灣把附加價值高的部門移出到海外，譬如：業務、行銷、財務或高薪的人員，改放到稅率低的地方，降低台灣繳稅的金額。
「許多國家已經把這種沒有商業理由的組織調整，視為逃稅，要求高額分手費，台灣可能還不知不覺，」他曾目睹多國籍顧問團隊在新加坡會議桌上，生吞活剝掉原本應是台灣的就業機會與稅款。那感覺就像八國聯軍壓境。
曾經，中研院院士劉大中主持的第一次稅改，為台灣建立起亞洲最先進的綜合所得稅稅制，支援台灣的國民教育延長到國中。當時規劃的加值營業稅與統一發票制度，也讓亞洲各國都來觀摩。
但今日台灣的稅制為何淪落至此？
那是因為「稅制被無理的濫用，成了一切問題的代罪羔羊，」政大財政系教授暨賦改會副主委曾巨威氣憤地說。台灣政治人物被工商利益團體把持，只有選舉時，一人一票才是等重，一旦選上，利益團體的權重一定比老百姓強。「老百姓的聲音沒有被組織，缺乏代言人，稅制才會一直向有錢人傾斜，」前立委李文忠自白。
根據《天下雜誌》本次所做的「理想稅制大調查」，台灣人民關切的不是稅率高低，而是痛恨「政府收不到有錢人的稅」，更有過半民眾贊成恢復課征證所稅，把台灣逃稅漏洞補起來。
必須要擴大稅基，才能談降稅率
面對解嚴以來，最高比例的完全執政，新政府必須掌握此次絕佳的稅改契機，把營利事業所得稅、股票交易所得與海外租稅的稅制健全起來。「不論企業或個人所得稅，台灣都必須把稅基先擴大，才有可能談降稅率，」前財政部長何志欽主張。
何志欽力主，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一定要完全落日，收到稅後，編預算獎勵企業研發、人才培育、營運總部，讓外商一目了然。寧可企業所得營所稅率多降一點，不要再開免稅窗口了，以免再蹈覆轍。
由於促產的漏洞，去年上市獲利排名前一千大企業的實質有效稅率，前五十大只有一○．四％，前五十一到一百大為一二．五％，五百一十大到一千大的稅率卻達到一五．一％。呈現愈賺錢，繳稅率愈輕的怪象。
兩位前財政部長林全與何志欽皆主張，為了讓個人所得稅稅基完整，應該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一開始不妨採取低稅率，用分離課稅的方式來做。何志欽主張，稅基擴大後，才能談把高所得者的稅率調降，大幅調低遺產稅及贈與稅。凌忠嫄認為，已經實施兩年的最低稅負制，裡面已經包含了未上市上櫃股票的交易所得，稽徵機關正在累積課稅實務上的相關經驗，所以證所稅稽徵實務絕對不是問題。
「台灣不是只跟新加坡與香港競爭，」何志欽提醒。新加坡、香港都是城市國家，城市國家的特性是人口同質性高，人口少，不需要有農業、製造業，一個金融業就可以養活一個城市的人，少數人可以用補貼的方式。「台灣不可能照抄城市國家，除了金融業，台灣還必須有別的產業、別的優勢才行，」何志欽說。
在國際租稅部份，多位專業會計師也建議，台灣必須趕快建全自己的法制，主張租稅主權。因為現在全球搶稅，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就被視同棄權，別國更不需要與台灣簽訂租稅協定。
面對解嚴之後，最高比例的同黨執政，最大的民意支持，全民都在看，馬政府的台灣第三次稅改，能不能還給全民被偷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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