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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與陳聰明面對社會責難時，不能跳出法律去做道德思考，固不能說錯，卻絕對不夠智慧彰顯自處之道，也不可能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反觀林芳郁為不諳群眾心理而辭官，如今不但受到稱道，還獲得輿論的公道，是聰明的進退之道。這樣的進退之道，既符合了社會需要，也證明了台灣社會還有可觀的道德價值。
李登輝說，陳水扁面對貪污瀆職的指控竟還東搞西搞，要是在日本，「早就切腹自殺了」。王清峰說，陳聰明面對別人的不信任堅不迴避扁家洗錢案，如果是她的話，「早就離開了」。
這兩個「早就」說得好！一個人面對羞恥卻無羞恥心，一個人面對羞辱，卻不覺受到羞辱，不但不早早在第一時間就知所進退，還死拖活賴，笑罵由人，甚至負嵎頑抗，困獸猶鬥，那簡直不自重自愛到了極點！
其實太多的社會觀感早已如此，但人們仍樂意聽到李登輝與王清峰這樣說，一方面是李登輝原為陳水扁的前輩，也曾經力挺過他；王清峰是陳聰明的長官，大家很好奇她對這個大山頭究竟持什麼態度，因此他們的發言自有不同於一般人的分量。一方面是以李登輝受日本人影響之深，但願相信一旦他遇到同樣的狀況，他必會切腹自殺；而以王清峰過去所表現的風骨格調，她也一定不容他人懷疑、踐踏，毅然選擇離開。
他們這樣說，表示了他們做得到，雖然在現實中，陳水扁與陳聰明並沒有這麼做，但李與王所說既是他們「做得到」的作法，無形中已經提供了一個案例，儘管這個案例祇是「虛擬」，但在現實環境並未「的確」發生卻又是大家「希望」發生的情況下，也算聊勝於無了。
大家的希望發生，並不是不知道任何弊案都必須有它應有的司法程序，也不是不知道迴避與否也有它應有的法律依據。儘管如此，司法程序與法律依據並不能超越社會觀感，因為社會觀感往往建立在凌駕法律的道德基礎上，除非道德基礎與「做為最低道德標準的」法律趨於一致，否則任何人當面對社會責難時，都有跳出法律去做思考的必要。在這個時候若祇緊咬法律條文，固不能說錯，卻絕對不夠智慧彰顯自處之道，也不可能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
當遭逢到說不清楚的事情，再多的言語都祇是枉然的時候，唯有選擇退下，方能使羞辱停損。試想，如果陳水扁果真如李登輝所說切腹自殺，陳聰明果真如王清峰所說自始離開角色，則其他的感覺將代之而起浮上眾人心頭，為他們抱屈、遺憾的，或對他們敬重、肯定的，將紛紛透過眾人之口湧現，誰還有「興趣」繼續羞辱他們？或仍然羞辱他們的，還能引起多少「興趣」？
陳水扁應不應該切腹自殺，可以是另外一個問題，他也當然可以不此之圖，但他卻選擇了四處「取暖」，不時口出狂言，狡稱國民黨政治迫害，逼使民進黨表態相挺，要把單純的司法案件炮製成政治案件。如此惡上加惡的搞法，不但加重了切腹自殺的詛咒，也加強了黨內同志與之切割、分道的疏離隔膜；既愈顯其人格上無與倫比之厚顏無恥，又愚昧至極地自陷於萬劫不復的窮途末路。
至於陳聰明，不管他的住院是巧合還是有意做技術性迴避，既然王清峰已在立法院公開表態，陳聰明不妨就稱病到底，以符人心。等到特偵組以偵辦結果來做最好的答辯的時候，才是他挽回社會觀感的時候。
反觀金車主動回收摻毒乳製品，林芳郁為不諳群眾心理而辭官，如今不但受到稱道，還獲得輿論的公道，是聰明的進退之道。這樣的進退之道，既符合了社會需要，也證明了台灣社會還有可觀的道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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