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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是何時以及如何潛入我的生活的？現在的我，每天清晨以一壺新煮的咖啡為開幕儀式，白日在辦公室工作進行時以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為續航的能源，每餐飯後以咖啡為速食或慢食的句點，最後在夜晚結束時還以咖啡作為暖胃好眠的睡前安慰。但這些酗咖啡的柔情陷溺是如何開始的？
那不會是來自我成長時的鄉下農村，因為那裡根本找不到咖啡。
在我已經咖啡中毒的成人時期，有一次回家過年，那大概已經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年初一早上起來，突然強烈地想要有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我在鄉下的家中遍尋不著咖啡的痕跡，老家的其他家人顯然是不喝咖啡的。我走到街上想要找到一家咖啡店，但那也是徒然，哪裡會有這種東西？逛尋鎮上那幾條街之後，不料竟在某個街角發現一部賣咖啡的自動販賣機，就是那種投幣之後會自動轉出紙杯、注入熱咖啡的機器，真讓我喜出望外。買到之後，我捧著紙杯就在街角蹲著喝了起來。
那部偶然救了我的命的咖啡販賣機是哪裡來的？我後來幾次再回鄉下，找回原來的街角，卻再也找不到那部咖啡販賣機的蹤跡，倒是在各處牆角看到幾部販賣可樂冷飲的機器，可見擺一部賣熱咖啡的機器原本是一場美麗的誤會，那個小鎮緊急需要咖啡因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當我來到台灣中部大城讀高中時，我仍然只知道「冰果室」，不知道有「咖啡店」。或許也是知道的，我只是不記得了，我們可能都聽說過「咖啡廳」，但那好像是提供女色的不良場所。我們會去的地方是第一市場賣「蜜豆冰」的攤販，如果我們要去比較正式的談話場所，我們會去外面用白色大字寫著「冷氣開放，內有雅座」的「冰果室」。冰果室我是熟悉的，即使是我出身的小鎮也有一家冰果室，我們從未有機會登堂入室，但在門口買一支冰棒或雪糕的機會則是常有的。我們看著店老闆從布滿結霜管子的冰櫃中拿出冰棒，冷風撲到臉上，這就讓我們想像「冷氣開放」的滋味或許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被班上同學派做外交使節，去邀請隔壁女校共同出遊，在當時的男校這是一件大事。我遞了紙條邀請女方代表放學後見面，約見的地方就在學校附近一家冰果室。容貌清秀的女方代表進門來的表情比冰果室的冷氣還要冷，等我表明來意之後，她橫豎的柳眉才柔軟下來，原來她誤以為這場約會是衝著她本人而來，她對這位妄想吃天鵝肉的傻小子頗為不悅，等到弄清楚那只是兩國交會的來使，她的防衛就大大解除了。冰果室裡有沒有咖啡？我倒也完全不記得，我在當時只知道點又大碗又好吃的「刨冰」，對其他不能有飽足感的飲料是不感興趣的。
高中暑假我到台北探視在中央研究院打工的姐姐，夜裡跟著一群大學生去一家「海鷗咖啡西餐廳」。到咖啡廳的目的不在飲料、西餐，甚至不在交誼、聊天，那群「愛樂社」的大學生是去咖啡廳聽音樂的。咖啡廳有百萬音響為號召，專播古典音樂，大學生們把它占領了，拿出一份曲目，央請老闆照單播放，儼然是一場自選曲目的音樂會。音樂是免費的，進場的來客都得點一份飲料，飲料的價格在我當時的認知當然屬於天價，我還記得我點的是與那家店的摩登裝潢完全不搭調的木瓜牛奶，夠本土了吧？咖啡店裡當然是有咖啡的，只是那時候我也還不知道要一杯咖啡來做什麼。
當晚的音樂饗宴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命運〉在百萬音響的播送下，聽起來果然和家裡那部古董唱機完全不同，每個樂器發聲的細節清晰入耳，連演奏者的編組和位置都可以辨識，閉上眼睛，你就「看見」一整團的交響樂團就在你眼前。
但也許你我都不必為我錯過這一次喝咖啡的大好機會感到惋惜，不要忘了喝咖啡本是「外來文化」入侵和「全球化」大浪潮的一環，這時候還只是七十年代的第一頁，從後來的經驗我可以知道，我們從來不是去找咖啡的，而是咖啡找上了我們。在我們仍懵懵懂懂的時候，「全球化」這個概念已經從遠方虎視眈眈垂涎於我們，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們將蛻去青澀，成為全球市場的一個標的，而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知識技能和勞動力）也都即將成為市場中的一個「商品」。
大學時候，我來到台北，因為半工半讀的緣故，很快地投入到雜誌社的工作，廁身「文化圈」，成為其中邊緣的一員。其實我真正的工作是擔任雜誌的美術設計，我的工作更像個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設計刊頭，發排稿子，盯印刷廠，但並不決定內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觸。也許是看到我這種「封閉式」的工作型態的不忍，或者只是純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辦公室裡一位資深編輯突然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同去採訪一位歸國學者，我也很高興地答應了。
訪問正是在一家咖啡店進行，訪問的對象是當時還很年輕、尚未寫文章轟動台灣的留美經濟學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當時很常見的裝潢式樣，厚重的棕色沙發椅，巨大的吧檯，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燈光，以及穿著及地長裙的女服務生。訪問不是我的工作，我從頭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話也不敢說。但我試著學其他人一樣點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來時，黑色的液體冒著輕煙，香氣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進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個小小的漩渦，有一種夢幻不現實的畫面，我也加了兩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帶苦，還是一種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輕狎的味道，我有點著迷於咖啡與牛奶相混時發出的香氣，並沒有立刻覺得這是一種可以親近的飲料。
但畢竟我是來到文藝界了，在文藝界裡不是每個人都喝咖啡嗎？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機會愈來愈多，而且也進到幾家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灣文學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進去，我會看到第一張桌子坐著埋首疾書的小說家段彩華，裡面另一張桌子坐著黃春明，我還會看見高談闊論的張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馬；從明星咖啡店走出來，路邊就看見擺攤賣書的周夢蝶……
坐咖啡店變成了交際場所或生活儀式，但我和咖啡的關係還是不可確定的。在明星咖啡店裡，我一定點一杯它裝在淺杯子裡、味道清雅帶酸的咖啡；然而在別家咖啡店裡，我有時點咖啡，有時也點其他飲料。咖啡於我，在那個時候，並不是什麼不可或缺的東西。後來，因為工作的緣故到了美國，可能因為異鄉寂寥，也可能因為天寒乾燥，每當坐下來，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頓，不知不覺養成了喝咖啡的習慣。回到台灣，我還沒完全意識到這個新習慣，有一天早上起來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聽使喚，激烈地顫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這才知道已經咖啡因成癮了。
不只是我自己已經陷進了咖啡世界，咖啡世界也侵入我的家鄉。八十年代末期，中部地區掀起「庭園咖啡」風，特別是在台中，一家比一家豪華寬敞的咖啡店在市郊冒出來。我在過年假期回到鄉下，導演侯孝賢和幾個朋友忽焉來訪，我看到附近農田裡有新的「庭園咖啡」營業，遂邀他們共同前往。只見農田之中，一座像「樣品屋」似的建物立起，屋內有雕琢繁複的法式家具，落地窗外不遠還可以看見水牛耕稼，曬得黑裡透紅的農村女孩拿著厚重的菜單重重放在桌上，台灣國語說：「參考一下。」我看著這一切，突然有一點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現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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