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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野」，也不「草莓」
近來「野草莓學運」鬧得沸沸揚揚，因此有些人重提過去的「野百合學運」相比擬。這兩次學運雖成功在媒體前或歷史裡獲得特別的關注，但卻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存在，那便是這些學運究竟留給了社會什麼實質貢獻？還是祇是增加一個歷史名詞？
一九九○年三月，以國民黨流派鬥爭和民主改革聲浪高漲為背景，以萬年國代擴權延任為契機，白色恐怖之後台灣最大規模的學運，由幾名學生的靜坐揭開了序幕。短短幾天內，數千名學生加入行列，多數的學生訴求也在隨後幾年逐漸實現。一整批的學運領導幹部在日後加入民進黨，不少人在黨內逐步高升，當上了政務官、立委等要職。
十多年來，這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不斷被重新書寫，還創造出「學運世代」、「野百合世代」的奇特名詞。每隔幾年，也會有媒體追索「野百合世代」的下落，雖然它們關注的幾乎都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數十年來，即使在戒嚴時期，台灣學運都不絕如縷，何以祇有這群人可被稱為「學運世代」？「野百合學運」，又豈祇一種詮釋？這些問題其實都沒有經過認真的釐清，某種程度上，野百合成了一個神話。
野百合後的十八年，野草莓重新在原地抽長著，在規模與效應上雖然遠不如野百合，但人數之多卻也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更重要的是，野草莓們面對的是與野百合完全不同、某方面更加困難的情境。
野百合的時代，改革與保守涇渭鮮明，野草莓卻面對一個依舊官僚守舊、但卻透過選舉重新取得過半支持的國民黨，和一個執政八年、卻失去大半政治正當性的民進黨。對運動者來說，誰是敵人、盟友和同志，其實沒有簡單的答案。野百合也曾面臨輿論的抹黑與敵視，不過十八年後，台灣政治上藍綠的對立糾葛更加複雜難解，專制威權逝去，但一個平等開放、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並不存在。
落入黨派之爭 學運本質何在
由於發起這場運動的部分教授，被認為有親綠色彩，尤其是一開始主導全場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一度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任職，又曾經先後以〈用偏見包裝一場荒謬運動〉和〈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等文章，嚴厲批判二○○四年大選爭議後的群眾抗爭、學運和「統媒」，使得野草莓一開始就面臨參與者是否有特定政治立場或雙重標準的質疑。個別媒體名嘴甚至直指是民進黨青年軍拔下黃絲帶（一一○六圍陳之戰的抗議布條），搖身一變成為靜坐學生。
這波學運是在圍陳之戰前發動，目標在強力批判警察處理群眾抗議時所展現的國家暴力。但當天傍晚開始的警民街頭衝突，使得輿論焦點從國家暴力、警察執法過當轉移成暴力黨和「暴力小英」。雖然學生堅信「國家暴力比群眾暴力更該受到監督」，但是始終難逃「選擇性正義」的譴責。在藍綠對立尖銳化的時刻，學運的主張很難在民主、人權等價值層面上獲得公允的討論，反倒立刻落入黨派、甚至是意氣之爭。
唯一應該提問的是︰這波學運能帶給他們自己以及台灣社會多少進步的空間？一九六○年代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以豐富的進步價值和激越的群眾行動，重擊了在繁榮表象下不斷滋生腐敗與不公的資本主義體制，挑戰了陳舊保守的成人世界，其餘威至今依舊存留。十八年前的台灣野百合，其實僅是撿起了民主運動長久以來的口號，當年的學生豈有比社會進步多少？二○○八年這場其實不「野」，也並不「草莓」的學運，將給社會留下什麼，讓我們睜大眼睛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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