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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了二十多年，髮絲由黑轉白，坐在台大副校長室裡的湯明哲，近來愈來愈煩惱學生的未來。他不是擔心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是「怎麼學生對生命都沒有熱情？」
他感嘆，好久沒聽到學生說要把人類送到火星、要改變世界的氣候、要當好醫生或是偉大的動物學家；多數學生只在乎考試、成績、考公務員、上研究所。
翻開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七年級生（十八～二十七歲）將是台灣學歷最高的一輩：平均三個人有兩個人有大學學歷（每年有二十一萬畢業生），每七個人就有一位碩士學歷（每年四萬八千名畢業生）。
他們也是生存壓力最大的世代。
這一代的徬徨
目前台灣二十歲到二十九歲的失業人口達二十萬九千人，佔全國失業人口的四五％。失業率達八．六％，遠高過全國平均四．二七％。
但，台灣的年輕一輩，真的只有學歷、焦慮，沒有對生命的熱情嗎？
有機會逛逛達兩百多萬會員的「無名小站」網站，就可一窺這代年輕人的縮影。
這個虛擬社群是台灣年輕人的祕密基地，他們在這裡貼相簿、寫生活日記，把這裡當分享園地；有人夢想壯遊、有人渴望創業出人頭地、有人滿懷正義集體營救流浪狗、有種種狂歡與脫序，當然也有人無病呻吟或記錄生活流水帳。但這是活生生、有苦有悲有笑，年輕一輩的生活劇場。
不論是無名或是台灣最大的校園BBS站ＰＴＴ裡，看得到眾生百態，它們有個共同現象：年輕人滿腔熱情、強烈好奇心，還有用不完的精力。
台灣二十歲年輕人的狀況有點像無人指引的練功者，內力亂竄；他們希望出人頭地，卻不清楚學什麼、該怎麼學。他們不知道如何提升自己、有系統地實踐夢想。
莫名的稚拙與自信，卻同時擁有滿腦子的懷疑與恐懼，其實是全球年輕人的集體現象。
但全球名校，包括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哈佛、卡內基美隆（CMU），澳洲、德國與日本等國家的名校，不論研究型或技藝型，都正著手把學生的熱情導引到更有意義的學習。
在距離台灣一萬多公里以外，目前是MIT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博士一年級生的龔南葳，也經歷過台灣教育下的混沌。
清大材料系、材料所畢業的龔南葳求學路很順利，畢業前甚至拿到高科技廠六年的獎學金，只要等畢業就能晉升百萬年薪。
但二十五歲的龔南葳很不滿足，她說師長總告訴她們，「就業很有保障，未來沒問題，很安全。」她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人被期待走一樣的路，安於現況？」
跳脫Spoon-feed 自力救濟
去年，為了尋找更具挑戰的人生，龔南葳主動寫信給MIT教授，並順利被錄取；在這個新的學習環境才一年，她已經是個敢跟老師辯論、據理力爭、跟比爾蓋茲基金會提案要解決瘧蚊問題的女孩。
有過困惑的不只是龔南葳，即便帶著一技之長的專科生，青春之路走來也是惴惴不安。
二十五歲的羅大森是連續兩年，抱回日本國際藝術美甲大賽冠軍的達人；他就讀佳冬高農園藝科，卻對美甲情有獨鍾；他自費到日本NSJ美甲學校拜師學藝，看到日本美甲職人對一平方公分面積的指甲下足苦功，他光是練習擦指甲油就學了一個月。拿了冠軍的日本老師親自教導他如何在六十秒內，擦出名片般薄的法式水晶指甲。
專科出身的羅大森之所以能與眾不同，是當同學打工買名牌，他選擇存錢到日本進修；當親友告訴他男生幫人修指甲沒前途，他力抗傳統價值。
一臉清秀的羅大森談到台灣的教育環境，擔心說道，業界腳步走得很快，但學校老師只有教皮毛，「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害到未來的年輕人，」羅大森直言。
龔南葳和羅大森這兩位七年級生自力救濟，才看到人生其他選項、找到系統的學習方式，殺出重圍。
但他們的故事卻突顯台灣史上學歷最高的七、八年級生，存在的困境──嚴重的學習危機，以及理性基礎不夠、感性能力欠缺的「不均衡的一代」。
有人會問，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或研究所，還有大小的補習班和證照考試，學生不是一直在學嗎？
但學歷的提升，不代表年輕人愈來愈懂學習、懂得在智育外追求平衡的能力。
中研院院士，也是MIT電機資訊系教授舒維都，在建國中學國中部畢業後，出國留學；在MIT待了三十八年，看過無數的東方學生，他深深感受台灣僵固的學習。「所有知識都是spoon-feed（餵食），學生學不會獨立思考與決策，這是創新最大的敵人。」
今年秋天，MIT電機系，中國學生取代加拿大成為國外學生大宗，他以「unbelievable」（不可置信）形容。台灣學生卻很少人申請，他感嘆：「不是不夠聰明，是沒有動機。」
當全球化剷平疆界，競爭的舞台上就像同時有數千盞探照燈把舞台打亮，人才優缺點無處遁逃。
哈佛大學伯克教學中心主任威京森（James Wilkinson）在專訪時談到，亞洲學生往往能在托福取得高分，卻無法流暢說英語。許多人學習為了通過考試、不重視理解，「考試反過來成為學習的障礙。」
他溫和而鏗鏘說著，「如果我是台灣的教育部長，我會改革考試體系，引導學生從記憶學習轉向概念學習。」
台灣這種「訓練而非教育」的方式，製造出會考試、接收指令的學生，但這些能力被證明已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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