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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黃效文做訪問要碰運氣，原因是他經常到中國大陸不同的地區做探險及保護工作，今天在青藏高原，明天在雲南，他拿起背包及睡袋，隨時說走就走。
一九八六年，黃效文在美國洛杉磯創辦非牟利機構「中國探險學會」，對中國邊遠地區進行探險、研究、保護，其推行的自然與文化保護項目，不勝枚舉，包括：研究和保育黑頸鶴、藏獒、滇金絲猴、野犛牛、藏野驢、藏羚羊等瀕臨絕種動物；保存及修復藏傳佛教寺廟、尼姑寺及中甸中心等珍貴文化遺產；記錄及保存中國少數民族僳僳族、鄂溫克族及黎族等逐漸消失的文化。
多年來，黃效文身兼探險家、攝影家、記者，還有作家等多種身分，他持續寫作，習慣把探險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即時在現場記錄下來，出版了多本圖文並茂、中英對照的書籍。在探險史的一頁，黃效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二年，他更被《時代雜誌》選為「二十五位亞洲英雄」之一，表揚其堅毅不屈的精神。對於被視為一位探險家，黃效文顯得有點靦腆：「我真的很不習慣別人叫我什麼探險家。探險並不是幾個自以為是英雄的人，滿腔熱血走到別人不願到的地方就是，還需要科學分析及許多外在資源的協助，把一些知識帶回來，每次都有貢獻的。」
黃效文強調他與他的工作並不偉大：「我很怕人誇大我的工作，讓年輕人以為作探險家很難，其實我所做的並不難，只要你有正確的理論及心態，以熱情去做，熱情可令事情變得容易，然後小步小步一直向前走，只是時間長與短的問題，但始終會走到目的地。」
黃效文一九四九年生於香港，青少年時的他性格反叛、好奇，最愛騎着自行車四處遊蕩。「中二的時候，我有了一輛自行車，便天天騎自行車上學，午飯及放學時，自由地四處走，總之是有路的地方都去。」
他自言只愛學習卻不愛讀書，孩提時經常被罰留校，中學時的成績一年比一年差，地理科從不及格，對中國地理更毫無認識，是老師與同學們眼中的異類。一九六七年，父親把他送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要他主修化學，性格反叛的他卻在註冊時改修新聞及藝術，擺脫原來被父親安排好的軌道。
「我在傳統家庭長大，從前的父母都希望兒子讀理科，成為醫生或教育家便代表成功。我的父母從不認同我所做的，但我卻不斷測試他們的底線。在傳統下，我承認我是反叛，別人做的，我不喜歡：人人都走這條路，我偏會走另一條路；人人都說要找平衡，我卻一是走最左，一是走最右，不愛走社會中間路線。」
當時他就讀的威斯康辛大學位處一片農場上，讓他愛上大自然，另外，因為經常閒着，也培養了閒時到圖書館閱讀的嗜好。身在異地，反而讓他開始誠實反思自己的中國人身分，並讓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一發不可收拾的興趣。可惜當時圖書館的中國資料貧乏，不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一股強大的驅動力，讓他認為畢業後一定要到中國尋幽探勝，卻還不知一條引領他成為「中國第一探險家」之路，正悄悄地展開。
大學畢業，黃效文憑着熱情、夢想及毅力，隨即展開前往中國的探祕之路。他視明代著名旅遊家及地理家徐霞客為偶像，又以白居易的《太行路》來表達當年的心情：「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他說：「七十年代初，中國還未開放，仍是乒乓外交的時期，天安門不見人影，那時前往中國探險，談何容易！就是去桂林，也是帶着探險的心情。試想，你們現在說到香格里拉旅遊很容易，但我於一九八一年到香格里拉，要經過五次申請及批准，帶着五隻熟雞蛋，長途跋涉乘車五天才能到達。
「回想起最初到中國，真的是困難重重，什麼支援都沒有，手續繁瑣，又要打交道，只能說是做一些文化和藝術研究的工作。坦白說，雖然那時到中國做這種工作是不太理性，但每到一個地方，都有打動我的人和物，讓我繼續下一步，也因為一種對中國的感情，讓我一路堅持下去。」而這份特殊的感情，也讓居住美國二十多年的他，堅持不入美國籍，也沒有英文名字，別人都習慣稱他為How Man。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放，黃效文更明確把目標放在中國偏遠地帶。他開始探索華西偏遠地區，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風俗，其專題報導及圖片被《國家地理雜誌》賞識，獲聘為該雜誌首位第一線野外工作的華人員工。
一九八五年，他更深入青藏高原腹地，以人造衞星尋找到長江的源頭，並替《國家地理雜誌》寫下該雜誌有史以來有關中國最長共五十二頁的一篇報導，那時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境內需要探索及研究的工作實在太多，於是在完成長江探源之後，一九八六年於美國洛杉磯成立了中國探險學會，並出任會長至今。一九九四年，他將學會遷回香港，目前學會於雲南、昆明及藏族等地區都設有中心，並有經過訓練的野外工作人員十多人，可隨時隨地出發工作。
黃效文與他的團隊懂得攀山涉水、探密尋奇、騎駱駝，甚至夜宿零下十多度的低溫，從不退縮，只因他們有種對探險的熱情及動力。不管世界變化萬千，現年五十九歲的他內心始終保持着一片童真天地。
「數十年來，我不斷提醒自己，要保持一個三歲小男孩的好奇心，每到一處都要像原始人第一次從山洞走出來一樣，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別人會做的事就由別人去做，我們是走別人未走過的路，一邊走，一邊摸索，一邊解決問題，但你不踏出第一步，永遠不知道前面的風光有多美麗。」
黃效文有個很特別的比喻，他說每個人一出生，就有個名叫「命運」的合夥人，命運是大股東，它是占上風的，自己雖然是個小股東，但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及選擇權，因此也要盡力做到最好。問他比別人多了什麼，他充滿自信地笑說：「我的心容量比別人大，所以我的理想與世界都比別人大。另外，可能我屬牛吧，比較固執，會咬着事情不放，有時容易些，有時難些，有時需要等待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但一般都會做得到。」
他目光遠大，近年來除了探險，也關注保育議題，當中包括許多面臨消失的美好記憶，以及被都市人忽視及遺忘的美好事物。他猶記得，八十年代初到內蒙和黑龍江交界探訪一個只有一百六十六人的瓦庫特部落的少數民族，觀看他們如何狩獵及用樺樹皮做工具；數年後他再回去時，卻發現這些細微卻珍貴的文化已蕩然無存，叫他心痛不已，也叫他心急如焚。「社會進步，生活改善，許多東西都不能保留，便唯有盡量記錄下來。」
黃效文意識到探險家只能做記錄的工作，卻無力留住一些弱勢文化。他認為自己不能袖手旁觀，於是便開始着手從事保育工作，探險與保育，兩者缺一不可。
「作為一個探險家，後來做保育，未必很成功，但我的好處是比別人先走幾步，是做 precaution (防範)而不是做 repair (修理)。我不屑做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作。我的格言是：『值得做，做得好，仍不夠，還要創新』。」他表示，一百五十年探險史的高峰已過，而探險的核心是「創新」，這種創新就是跨前一步去做保育研究。「我們並不是盲目保護，而是在探險之後，發覺哪些值得保護、需要延續下去，才進行保護。若保護得好，就是合理的利用與開發。」
其中最讓他自豪的，是早年成功打擊盜獵藏羚羊的活動。九十年代時裝界流行的「Shahtoosh」披肩，乃藏羚羊的毛製成，每條售價可達萬元美金，因此吸引盜獵者搜尋藏羚羊的產羔地(集體生產的地點)，趁產羔季節大肆獵殺。
黃效文回憶：「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們在新疆境內的阿爾金山首次發現了藏羚羊的產羔地，看見七、 八千隻母羚羊被盜獵者剝去毛皮，許多屍體旁還伴着剛出生的小藏羚羊，真是慘不忍睹！於是我把產羔地的大屠殺景象拍成片子，再利用媒體的力量傳播開去。因為當時披肩的消費者大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而女性多少有點母愛，所以影片震撼了她們，不再買這些非法盜獵的披肩來炫耀。如此一來，市場需求大減，盜獵的問題也因而解決了。」
黃效文在偏遠的地方工作，他的學會在香港也一向低調，卻一直備受國際關注，外國一些主要傳播媒體曾一再訪問該會。「因為我們所做的，是國際社會所關心的，也是所有人類都應該關心的，我們不可以把問題留給下一代。」此話由他說來，特別鏗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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