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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雖在堪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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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夢，牽引我世代的朋輩走上歧路與絕路。夢是平凡的夢，卻必須以血，以肉體，以生命去換取，最後並不一定實現。夢的焚燒，竟是我走過淒厲世紀末的僅有微光。如果沒有那稀薄的光，我的旅路可能會更暗更冷。終於走完年少時未曾預期的痛苦長路時，回望那一盞盞夢的火光，禁不住悲從中來。其中燒得最旺的一盞，已被盧修一攜走。我留在人間看得很清楚，再也不會有如此壯麗的火花繼續在前面帶路。
傳說中的歧路與絕路，其實是歷史上未曾受過祝福的台灣左翼道路。到了我這世代，左翼知識分子幾乎是一個瀕臨絕種的歷史名詞。盧修一是我遇見的最富浪漫情調的政治運動者，依照坊間庸俗的定義，他可能也是最不具左派色彩的左派。然而，所有的定義都是陷阱，都是害人的。如果左派的關懷是公平與正義，他絕對毫不遜於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要求的是行動與實踐，他永遠是走在最前面。如果社會主義理念需要鮮明的階級立場，盧修一也勝過所有空談的烏托邦論者。
他在世紀末離開人間時，許多人已淡忘他左翼道路的記憶，他留給朋友最深刻的印象，是開懷的笑容，幽默的行動，堅強的批判，與柔情的風度。革命者從來都是浪漫主義者，由於時代的遮蔽，使我的世代不容易窺探盧修一的人格。當他被定位為「政治頑童」時，他所堅持的左翼信念自然就不能輕易察覺。但是，在失憶的風潮中，我絕不忘懷。堅持不忘，是因為在一九八○年代我與他走過同樣的道路，也懷抱過同樣的夢想。我比他幸運，是因為受到放逐而躲過囚牢；他卻為了左翼信仰，付出生命風華，兌換了滿首霜髮。人格承受的凌辱、污名與損害，都在他靈魂裡留下凹陷的創痕。他以燦爛笑容贖回人格的尊嚴時，人間只記得他的樂觀開懷，全然遺忘了最黑暗的記憶。
時光若是回到一九八三年，苦痛的情緒又將四面埋伏而來。那年三月，陽光已溫暖了洛杉磯的初春。像往常那樣，我坐在美麗島週報辦公室，開始閱讀來自台灣的信息與文件。在那平靜的下午，突然接到來自台灣的電話，告訴我警總剛發佈「前田光枝事件」的消息。稍後，資訊不斷進來，我才稍稍理解事件的概括。台灣的報紙說，前田光枝是由日本的左翼台獨史明派遣，攜帶文件給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盧修一。這項祕密行動，已由警總正式破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一個全然陌生的左翼運動者。
但是，也不完全那麼陌生。許信良得知消息後立即告訴我，盧修一是他政大時期的同學，留學比利時。史明又從日本來電，說明盧修一的博士論文《台灣共產黨史》的資料，都是在東京由他提供。盧修一的遙遠形象，一夜之間突然清晰起來。他與所有戰後知識分子經驗過的心路歷程沒有兩樣，最初都是從反共立場出發。在蒙蔽的教育體制裡，他熱情擁抱中華民族主義，也忘情信奉三民主義。那時代所有的青年，都像魚群那樣被驅入網罟；盧修一當然也沒有例外，馴服地加入了國民黨。具有黨籍身分，使他安全度過青少年時期，也使他完全失去批判能力。他的思想開始發生騷動，始於留歐期間。凡是稍有獨立思想能力的青年，終於脫離威權長臂時，自然而然會伸出好奇的觸鬚，去試探黨國以外的世界。在比利時讀書的盧修一，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了對話機會。
一九六八年巴黎學潮激盪整個歐洲社會時，左翼思想大師的經典作品，浪潮般襲擊每一個校園。不要說沙特思想有了一次迴光返照的沖刷，新興崛起左翼運動者如阿圖塞、羅蘭巴特、傅柯、德希達的新語言與新思維，不但撼動了衰敗的政治體制，也翻轉了青年知識分子看待世界的態度。來自台灣的盧修一，不可能對左翼思維的轉變渾然不覺。他是一位政治研究者，對當代思潮的任何風吹草動，必然保持敏銳的觀察；何況又是置身左翼運動重鎮的西歐。
他決定以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歷史做為博士論文的主題，就足夠暗示他的立場已經開始傾斜。一位保守的右翼知識分子正要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具有革命情懷的台灣青年。即使不談真正的政治運動，僅僅注意他從反共思維過渡到左翼信仰的劇烈迴轉，就可能推知一場革命風暴已在他的心靈深處勃然躍動。
沒有人能夠阻擋他的左傾。當時要蒐集台共史料，絕對不可能在台灣獲得。當他知道東京的史明正在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並且也理解這位革命前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就已經明白自己的日本之旅是生命中的必然。這是老左派與新左派的一次精神結盟，也是台灣戰後左翼思想的一次重要傳承。從知識散播的觀點來看，盧修一完成的工作極富政治意義，也饒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因為，左翼運動的記憶延續，既被反共的日本殖民者劃入思想禁區於先，又被反共的國民黨威權統治視為高度假想敵於後。台灣社會內部的左翼思想經過兩次的歷史掃蕩，幾乎已呈真空狀態，那是最乾淨也最蒼白的極右島嶼。
左翼道路由於不斷遭到阻撓與干擾，無形中反而強化了它的批判力道。即使沒有揭竿起義，知識分子只要偷閱馬克思，這種行為就立刻站在反共體制對立面。時代的錯誤與政治的閉鎖，使島上讀書人被迫在恐懼中窺探左派典籍。但是，遠在海外，專注鑽研社會主義典籍，無異是對國民黨表達批判立場。
我第一次接觸馬克思的心情，恰恰就是那樣。如果脫離威權掌控而不把握時機好好閱讀左派經典，那就枉費了自由天地的空氣，也更枉費自己的知識追求。也就是如此相似的歷程，我才非常理解盧修一思想向左轉的心理狀態。尤其獲知他在寫台灣共產黨史，我不能不在內心讚嘆，那種勇氣等於是公開表明放棄陳腐惡臭的反共思考，也暗示了他與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決裂。我不知道他的研究內容，但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我開始撰寫台灣左翼運動史時，也從史明那邊得到一些資料。我相信，那是盧修一閱讀過的。冥冥中，好像有一場看不見的對話在我與他之間發生了。
2
我與盧修一的最初認識，便發生在如此驚動的事件。他在囚牢的三年，據說是接受思想的感化教育。這種荒謬的事只出現在可笑的台灣，沒有思想的人竟然在感化思想深厚的知識分子。當權者能夠做的只不過是心靈折磨與精神恫嚇，所以感化教育最後證明非常成功；他們很有效率，在最短期間內把一位黑髮青年凌辱成華髮中年。
在自己主編的週報，我寫了許多聲援盧修一的文字，也寫了許多信件給國際人權組織。靜態的文字，全然不能稀釋他在獄中的屈辱，但我相信，可以使獄外讀者更加認識威權體制的困獸之鬥。在毫無謀面的情況下，盧修一於我竟是熟悉的名字，是心靈上極為契合的朋友。我與他的許多舊識開始書信往來，從隻字片語我逐漸拼湊一個不完整的圖象。在他身上，我似乎見識了一個不尋常的人格。沒有人告訴我他是如何思想左傾，也沒有人為我說明他是如何建構台灣意識。我從自己的漂流經驗就可明白，凡是具有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都不可能偏離自己的土地空談理想。
歷史在那幾年發展特別迅速，我隔海看到橫行島上許久的顢頇體制，在群眾運動的衝撞下，漸漸露出疲憊，終而開始鬆動傾塌。被監禁的盧修一，於一九八六年出獄，隨即在一九八八年參加建立不久的民進黨。他的行動極其明快，卸下「感化」的枷鎖，毫不遲疑加入民主運動的行列。所有左翼信仰者只有一個信條，就是應該行動時就必須行動，這是最基本的實踐論。
我真正與他相遇，是在一九八八年美國南方的奧克拉荷馬州。他代表民進黨參加當地台灣人舉辦的夏令營，那是難以忘懷的見面。盧修一的白髮，在南方艷陽照耀下閃閃發光。我以為他的演講又是訴諸悲情，結果與預期的完全相反，他站在台上說了許多笑話，在幽默陳述中傳達台灣民主運動的信息。遠遠望著他，不敢相信他才從獄中出來，更不相信他的語言是如此富有信心。旋風式的掌聲席捲全場，他反而冷靜分析民主運動的危險處境。
演講後，他快步向我走來，緊緊握住雙手。他知道我在獄外的所作所為，也知道我正在研究台灣左翼運動。他很快就問我：「《謝雪紅評傳》寫得如何？」顯然，他關心的仍然還是左翼史的書寫。我請他趕快把博士論文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因為，我已看到法務部調查局的譯本，筆法拙劣，甚至還加註擅自論斷。盧修一頗覺訝異，對於這件事完全不知情。他說其實已經動筆翻譯，不久就可完成。他的行動力極強，既參加黨務，又參加群眾運動，竟然在一九八九年冬天就已付梓出版。第二年開春，我立刻收到他親筆簽名航寄而來的新書。《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捧在我手上時，台灣社會正處在動員戡亂時期終結的前夜。
盧修一是我這世代的最後一位左派知識分子，睿智而勇敢。他涉入史明的獨台會事件，卻並不因此有所忌諱，反而在書序中說得很明白：「我也要感激在日本的史明先生，由於他的啟發與討論，我才能對左翼運動有清楚的整體認識。」這是一種風範，也是對知識來源的負責。他也容許我所寫的導讀〈左翼抗日運動的新探索〉置於書前，我特地指出：「盧修一專書的重要性，在於超越廉價的民族主義解釋，而落實到台灣社會去觀察台共成立的經濟基礎與歷史背景。」
說他是最後一位左派，是有充分理由的。放眼當年台灣，有許多人以左派自居，並且以民眾史的假面扭曲歷史。在骨子裡，他們只談立場，卻患有嚴重的行動未遂症。在民眾史的改寫之下，台灣所有左翼運動者一生僅有的工作，只不過是在表明心向北京，表明是否具有黨籍身分，卻從未有過具體的思想內容與實踐能力；彷彿他們生下來，就是先天的烈士。這種吶喊式的左派，其實是虛無主義者。他們高論中華民族主義，卻從未分擔過中國人的苦難；他們奢談社會主義，卻從來與台灣社會政治保持高度疏離。在這種腐敗的左派風氣中，盧修一帶來新鮮的思考與行動。他是最不教條，最不僵化，最不迷信的左派知識分子。他沒有偶像崇拜，因此完全無需接受任何繁文縟節。他的格局與視野，使左派思想獲得真正的據點。
盧修一在一九八九年當選立委之後，立刻成為民主運動的指標性人物。我在一九九二年夏天返台擔任民進黨發言人時，與他有更多的對談。與他相處最多的時光，是一起參加台東與澎湖的助選。他具有群眾魅力，語帶感情，又不失風趣。他從不偏離主題，作空泛式的漫談，或庸俗性的空談。我清楚記得他演講中反覆主張總統直選，公民投票，制定新憲。他的言行，都可以使用左派思想來檢驗，而且經得起考驗，因為每一議題都與群眾站在一起，都與台灣人權的解放息息相關。
在靈魂深處，他絕對不是激進主義者。但是，在立法院他總是以肉身阻擋違反時代精神的法案通過。他內心非常清楚，人民的權益永遠高於任何法案。他被警察圍毆，又被抬出會場的鏡頭，已是九○年代台灣政壇難以拭去的記憶。他充分把生命能量釋放出來，那種熱力與光芒，幾乎不是同輩的國會議員能夠逼視。然而，在私下聚談時，我才發現他從來沒有放棄閱讀左翼書籍，甚至還對我的左翼文學研究感到好奇。他還提醒我：「你的研究出版時，記得送我一本。」我的出版竟是太遲，趕不上他急速的生命腳步。他在一九九八年告別人間時，我還深鎖在書齋埋首研究。
3
有時我會假想，如果他還活在人間，目睹二十一世紀的政局變化，究竟是抱持怎樣的心情？
盧修一從來不計較個人的成敗得失。他必定有過徹底的覺悟，那已不是可以使用世俗的價值來衡量。遠逝的他，並不知道我開始尋找他的蹤跡。二○○四年冬天，他的夫人陳郁秀引導我去探訪他生前的三芝舊居。寒雨落在荒草，頗覺淒冷。我撐傘站在雨中，眺望已經塌斜的北新莊老屋。我可以想像紅磚築起的三合院有過盛況華年，在這裡誕生的盧修一，也許早已埋下日後的壯志。
泥濘蜿蜒的小路，在寒風裡看來是那樣寂寥。他可能從未預見有一天會走出這狹窄的聚落，讓自己被塑造成為社會主義信仰者。但是，無論天地有多寬，他未嘗忘記這是他生命的起點。記得有一張相片，他站在三合院前面，飽滿的笑顏背後是陳舊的故居。我總覺得那是一種神祕的暗示，式微的舊時代與崛起的新精神已然銜接起來。我可以讀出更多的意義，一位漂洋過海的左翼信仰者，從未動搖他對自己土地的認同。
在深夜裡，我仔細閱讀他高中時期留下來的日記。青年盧修一的手跡，端莊清麗，又有豪氣。漫漶的紙頁，掩藏不了巨大的夢。失怙的童年，並未磨滅他的志氣。他生來就是要與艱苦的環境搏鬥。翻閱時，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一顆躍動的生命流竄於字句之間。有一段記載使我頗為動容，他幾乎是每天從三芝走路到淡水去讀書。每當很晚才走回三芝，他的母親總是佇立在村前等候。他淡然書寫這樣的家常，我在閱讀時卻深深為寡母孤子之間的情感而起了波動。非凡的人格正是在這種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中慢慢累積起來。他從不懼於說愛，而且說得毫不矯情，因為那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實踐於人間最重要的部分。
陳郁秀邀我到北台灣拜訪舊識，她的用意我是可以理解的。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有人主動前來致意。他們談到盧修一時，如數家珍，好像是昨日才發生的故事。畫家，陶藝家，民俗工作者，民謠創作者，仍然熱情談論與盧修一的過從，似乎他就坐在聚談的中間。我才知道，他從來沒有離去，他能說他們的語言，也呼吸他們呼吸的空氣。他的民間性與草根性，是如此自然與庶民生活混融在一起。我深深體會，他與鄉民的往來完全沒有政治姿態；他不是活在傳統裡，而是全心屬於民間的日日夜夜。
一九九七年冬天，台北縣長選舉的投票日前夕，我坐在校園的電視前注視選情變化。那時，盧修一已受到癌症細胞侵蝕，由於接受化學治療，視力與聽力嚴重受到影響，甚至走路也失去平衡感。他突然出現在候選人蘇貞昌的政見發表會，親自助陣造勢。在電視上，我可以看出他病容滿面，慣有的豪氣已消失淨盡。但是，他始終挺立在那裡，輪到他發言的最後，突然下跪，向群眾伏拜叩首，請求他們支持蘇貞昌。那一幕，是他向人間告別的最後一幕，我激動得禁不住自己的眼淚，失聲慟哭。受盡政治與疾病的連續傷害之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不忘把僅有的溫情奉獻給民主運動。他下跪的剎那，扭轉了低迷的選情，也帶動了全島的氣勢。所謂夢，所謂理想，所謂信念，已經不需要任何解釋，他的行動足以道盡一切。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盧修一遠逝之後，我常常會追問，他付出慘重的代價，終於兌換了什麼？我因放逐而失去了華年，真的是值得嗎？新世紀到來，是沒有夢的世紀。曾經走過歧路與絕路的左翼知識分子，小心翼翼捧著夢迎接政權更迭的時代，竟完全經不起任何考驗。我們共同的夢被棄擲得支離破碎，不知如何收拾。留在人間，我終於明白，盧修一走後，再也看不到炙熱壯麗的夢繼續燃起火光。
作者簡介
陳芳明，1947年生，高雄左營人。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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