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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討論到二○○○年後崛起，這兩個國家的根本矛盾，核心都在於貪腐和社會財富不均；差別是印度的民主體制可以讓政權轉換，但中國不行。這當中，兩者都需要付出代價。沒有任何一個選擇是一帆風順的。
一九八九年，我在一本商業雜誌當編輯，工作三個月後，與同事一同前往北京出差。到北京沒幾天，剛好遇上六四天安門事件，讓我留下一輩子都難以忘懷的經驗。
有一幕景況後來不斷從記憶中浮現，那是六月一日的晚上，我們去了距離天安門不遠處的一家酒吧喝飲料，現場有一位男歌手唱著齊秦的〈大約在冬季〉。但就在我們走進酒吧的前一刻，一位老婦人站在深色的玻璃窗前，一邊窺視裡面的動靜，一邊低聲咒罵著：「醉生夢死！」
當時廣場上集合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抗議政府的腐敗和不民主，情勢一日比一日緊張，而我們卻還在這裡喝啤酒、聽流行歌曲，一副小資情調的模樣，行徑真是令人厭憎。可是事過境遷，我反覆體會這位老婦人憤怒表情背後的真實意義，漸漸又有不同的感受。主要的原因是兩年後（一九九一年）發生的一件國際大新聞。當時極力主張經濟改革的印度總統候選人拉吉夫甘地，在競選期間遭到刺殺身亡。這一事件當時引起國際社會極大的關注，也讓印度人民對拉吉夫的政見產生同情，於是拉吉夫的國大黨贏得選舉，他的改革政策也得到施行，之後的幾年，印度慢慢地革除原來跟中國一樣「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在經濟上採取逐漸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的開放策略。不過這一改革，在時間上已經晚了中國十三年。
世界的工廠 中國外匯存底逾一兆
一九九六年，國大黨的改革政策儘管成效卓著，但是跟隨改革而來的貪腐問題，以及貧富不均的問題，卻讓它失去選民的信任，在競選中大敗。後來的十年，印度政治陷入動盪，政權頻頻更換，改革也因此停頓或牛步化。一直到最近幾年，經濟發展的契機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我隱約想起當時發生六四事件時，我緊盯著電視，心裡祇想知道，軍隊開槍了沒？學生傷亡人數有多少？但我的總編輯祇關心「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調整？一直等到政府發言人反覆宣布「改革開放的政策堅持不變」後，他鬆了一口氣，學中國人的口頭禪說，那問題就不大了！
二○○○年之後，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外匯存底超過一兆美元，並且每年都有五百億美元以上的外資持續進入中國，而中國政府每年也投入近兩千億美元的資金改善基礎建設。據荷商菲力浦公司的估計，中國目前有兩億人可稱為中產階級，有八千萬人可稱為富有。而他們公司一年可以在中國有超過四十億美元的營業額。
二○○○年後的中國，應該算是進入一個新的經濟階段了。因為它的工資已經不是亞洲地區最低廉的，甚至比亞洲其他地區高出兩倍以上，但外資仍然源源不絕地進入。如果不是它已經發展出新的優勢，這些資金應該跑去印度或越南，而不是繼續留在中國。
後勤辦公室 印度的技術專業代勞
這個疑問存在心裡一段時間了，最近才由《龍與象」」中國、印度崛起的全球衝擊》這本書裡得到解答。
本書作者梅瑞迪斯（Robyn Meredith）在不同的章節用不同的角度反覆討論這一問題，綜合他的說法，主要是兩個明確的理由。第一，中國在二○○○年之後的內需市場已經比之前成長許多，而且更加開放。例如上述的菲力浦公司在中國五年興建兩千五百座醫院的計畫，以及每年上萬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設中，搶得極大的照明商機。
其次，中國這二十幾年來，不斷投注大量資金在基礎建設上，這讓它在交通、通訊、電力供應各方面的條件遠勝其他地方。這一方面主要受益於中國人民高達三○％的收入儲蓄比率，讓銀行資金不虞匱乏。而相對於印度一○％左右的低儲蓄率，條件則相差很大。作者很喜歡引述菲力浦公司對兩地投資情形的比較，根據他們的說法，中國廠的照明產品，祇須一般性的包裝，因為公路品質良好，運輸業非常發達，但印度廠的產品則需要特別的防震包裝，因為公路條件很差。
當然，印度也有它的優勢。最大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英文的人口多達一億人，比英國人口還多兩倍。這一優勢，配合專業技能，就讓印度的班加羅爾（印度的矽谷）或孟買等地成為世界的「後勤辦公室」。許多歐美公司的電話客服，或者程式設計、精算分析等工作，都轉由此地的專業人士代勞。但因為基礎設施的不足，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還是集中在軟體上，而無法大量擴及於硬體的投資設廠。
六四的矛盾 貪腐及社會財富不均
另外，本書作者還約略提到一個問題，即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當它的經濟發展產生貧富不均的社會矛盾時，執政黨就會在選舉失敗；政權轉移後，國家政策必然發生重大轉向，造成發展停頓。而這一問題，過去三十年來都不曾在中國發生。作者不願意承認，甚至含蓄地否認，中國這種持續力極堅定的發展成果，跟其一黨專政有關。
於是我可以回到那張記憶猶新的老婦人憤怒表情。一種巨大的經濟體制轉變，牽涉的問題極廣極大，尤其像中印這種十億以上人口的國家，它所面臨的困難常讓人一時用道理也說不清。其中最易產生矛盾的問題焦點在於兩個，一是經濟成長過程中官商勾結的貪腐問題，以及貧富懸殊造成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中國在六四時的根本矛盾，主要原因也跟一九九六年印度開放政策轉向一樣，核心都在於貪腐和社會財富不均。差別是印度的民主體制可以讓政權轉換，但中國不行。這當中，兩者都需要付出代價。沒有任何一個選擇是一帆風順的。
那位老婦人正是屬於貧富不均下，必須承受種種不公現象，以及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雙重煎熬的受苦百姓。就好像住在孟買貧民窟的六十萬人中的任何一人，當他經過已經在開放政策中先行富起來的人所住的社區，那種築起高牆與外隔絕的花園游泳池社區時，他能不跟老婦人一樣也咒罵幾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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