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長於彰化農村,這樣的童年經驗對你的書法生命及人生歷程帶來什麼影響?
兒時我是個「道地的農人」,農家該做的事、該吃的苦,一樣也沒少。當時我們要「挑大肥」,也就是挑發酵的穢物去澆灌作物。又髒又臭的排泄物竟能成為肥料,讓植物成長茁壯,簡直是化腐朽為神奇,讓我見證了自然的奇妙,刺激了我的想像力。
當時常與同伴到溪、河邊打水漂兒,想讓水漂兒跳得遠,必須控制好自己的力道,這項技巧,對我往後寫書法也產生很大的幫助。書法最忌「死力」,而我這段童年經驗,讓我快速領悟,靈動得宜地控制毛筆,展現出書法的力與美;農家的孩子常要幫忙砍樹劈柴,不但要拿穩非常沈重的斧頭,還要劈得精準。這鍛鍊了我的體魄,拿起筆來比別人輕鬆愉快。
現在回想起來,童年經驗可能是上天在無形中給我的磨練,如同孟子說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又像孔子說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因為能「吃苦當吃補」,所以我堅強有自信,不向煩惱屈服。
你曾說過「絕不離生命而談藝術」,請進一步與讀者分享這句話的意涵。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只知逞才鬥勝,卻不了解生命的意涵。我認為生命是「道」,才藝是「藝」,一個人若「有藝無道」,成就愈高,他的迷失也愈大。因為他不知生命的方向,不知把握個人先天的情靈。
我過去受訪時,曾有記者將這句話誤植為「絕不離藝術而談生命」。想一想,這樣說也有其道理,因為藝術是生命的實踐,若沒有行動,只高談闊論地討論「生命」,就淪為空談了。
從前我讀《了凡四訓》,感受很深。書中有句話,「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意思就是命運掌握在每個人手中。因此所有人都該時常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時時呼喚自己,就會讓自己有所警覺。
你常於教學時為學生診斷作品,為什麼書法也需要診斷?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什麼?
生病了要看醫師,有病看病,才能去病。身體如此,書法亦然。字寫得不好,表示字有病,有病的字無法感人。曾有人來找我學書法,卻沒帶自己的作品,謙稱:「我現在寫得不好,等寫得好一些,再拿來給老師看。」這就好比一個人有重病卻不看病,想等病好一點再去看醫師,天下豈有如此道理?
一個好的書法老師,如同好的醫師,不但要會看病,更要會治療,知道學生有什麼問題,該去臨摹誰的作品。但看得見的一點一畫是「身病」,看不見的創作理念是「心病」。就好比蠶吃了桑葉,未必會轉化為絲,所以我也會留意學生臨摹之後是否能消融轉化,若學了不能融貫,就無法開創自己的風格。
不僅醫道即書道,其實宇宙間萬事都只有一個真理,就是「知病去病」。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是因為他不會犯錯,而是他能不停發現自己的缺點,且勇於面對、持續改進,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要如此,就能接近「無過」。
你精通各家書體,卻不拘泥傳統書法的規範,多年來持續創作實驗性的作品,你對「傳統」和「創新」有什麼看法?
廣泛閱讀,讓我認知到凡名留青史的藝術家,不分古今中外,一定都是能開創出藝術新境界的人。但也不能急於創新而摒棄傳統,否則就會像蓋房子卻沒挖地基,房子當然不會穩固。因此我常說:「向下札根的深度,決定你向上發展的高度。」
學道的過程,則讓我認知宇宙中的共通法則,就是「中庸之道」。什麼事情都應該平衡發展,不該走極端路線。例如理性到了極端,冷血無情;感性到了極端,幾近於禽獸。藝術創作也是如此,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保持平衡,才能恆久發展。
人們常有一種迷思,認為「傳統一定好」或「現代一定好」,其實兩者間沒有優劣之分,因為風格本身沒有優劣,藝術家的表現才有優劣。了解「道」就不會偏激,知道「傳統是我、現代是我,但也都不是我」。
今年欣逢你六十大壽,亦在北、中、南巡迴展出十二年來風格轉換的代表作,請與讀者分享這段心路歷程。
早期我寫字求好心切,幾乎是在折磨自己。寫了一張作品,只要其中有一點我不滿意,就再寫一張。第二張修正了第一張的缺點,卻又有其他缺失,於是我就再寫第三張、第四張……雖然知道這樣像在水中壓葫蘆──把葫蘆這一頭壓進水裏,另一頭就翹了起來;把那一頭壓進水裏,換葫蘆這一頭翹了起來,沒完沒了,但追求完美已成為一種習氣,難以改變。
四十歲時,我在日本進修,有一天打坐時,心中突然浮現一段話:「啊,留一點缺點讓人家批評吧!」從此我寫字的心態,從「法中開趣」轉為「趣中求法」。有一個字寫得不好,那下次再注意就好了。也因為如此,我作品的個人風格、趣味性也提升了。
這種轉變不僅是寫字,也影響我待人處事的態度。一個不能包容自己缺點的人,也難以包容周遭親友;學會包容,與人的相處也更圓融自在。
因為電腦普及化,電腦打字逐漸取代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