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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握在手心的種子不會長大，一顆被丟到土裡，承受日曬雨淋的種子卻會發芽。台灣少子化一年比一年嚴重，得到太多關愛的孩子，因為父母為孩子做太多而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同時間，台灣的單親與隔代教養卻也在增加中，與父母鮮少相處的孩子沒人管，也沒有方向。父母需要更多教養的協助，易子而教、跨國交換家庭、同村共養的潮流正在台灣各角落發生。放手真的很難，但放手後，渾身髒土的種子卻開出了令人驚豔的花朵。
趁著週末，台北市梁醫師夫婦開車帶著國一和小五的一對女兒，沿著苗栗中海拔獅潭山區走去；途間藍腹鷴咕咕的叫聲劃越濃密的森林，引擎熱烘烘的車子停在方圓兩公里只有幾戶人家的莊園前。
梁醫師一家人不是來度假的，而是準備把女兒「寄放」在朋友陳香秀的家裡，來個「易子而教」的計劃。
都市家庭能給的生命體驗較單一，而且容易有過度溺愛孩子的情形。於是，在這短短的週末，他們的女兒們得跟著主人的孩子們，撿木柴、折樹枝來煮熱水，同時到菜園拔草、施肥、打掃羊舍、洗自己的碗。
擔任教師十多年的苗栗仁愛國小主任陳香秀，深刻感受這代小孩在中產父母的教養下，因父母為孩子做太多而失去基本的生活能力。
在她的屋子裡，不管哪家的孩子，都得共同分擔家中勞務。
原本不習慣動手的都會孩子，換了環境，行為和態度也轉換了。
每個家庭像座孤島
已經有不少都會中產階級父母意識到自身的教養困境。在家庭單位原子化，每個家庭像座孤島、雙薪家庭更顯得勢單力薄的父母們，已開始發現－自己不一定是孩子最好的老師。
最新的數字顯示，台灣養育子女的環境正大幅改變。
台灣家庭結構中，單親、祖孫（隔代）教養成長的比例，在過去七年，增加約十四萬戶，兩者戶數已超八十萬戶。此外，核心家庭（夫婦兩人與子女）的戶數仍佔最大多數，約有三百二十萬戶（約四三％），而三代同堂比例持續下降。
家庭型態變化太快，支持系統的減少，都讓父母、單親爸媽、阿公阿嬤的教養變得艱難。
這一點，日本走得比我們早了多年，而且付出很大的代價。
全球知名的國際動畫大師宮崎駿，在電影中總傳達環保、反戰、希望和愛的概念，是許多父母和小孩心中的好老師。但前年他的兒子宮崎吾朗來台宣傳時，卻在媒體前如此形容宮崎駿，「他是一百分的導演，卻是個零分的爸爸。」
宮崎駿也曾在他的書《出發點》提到自己是過度工作的父親，經常深夜返家，養育兒子的工作幾乎都交給妻子負責。
他的動畫是許多父母好的教養題材，但本人卻因忙碌而無法好好教育自己的兒子。
日本過去的教養困境，目前也籠罩著台灣。
台灣的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有多少？
近四成的父母每天花不到三小時與六到十二歲的子女相處。親子間常剩下行禮如儀的問候、不清楚彼此生活的細節。
小孩生活和學習對象也只剩父母，但雙親又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
許多家庭已像是個冷清的旅舍，父母是早出晚歸忙碌的「p.m.父母」，親子成了交談甚少、眼神沒有交會的寂寞旅人。
透過國際扶輪社到宜蘭頭城寄宿、學中文的十九歲墨西哥女生馬文，就觀察到台灣父母的忙碌。
她和其他外國學生，三個月會換一個寄宿家庭，其中有不少家庭是週一到週五看不到爸爸或媽媽的景況。「台灣的家庭很少聚在一起吃飯，親子見面時嚴肅又有距離，沒真正的對話和交流，」習慣墨西哥大家庭生活的馬文說。
但在墨西哥，馬文父母會趁著孩子兩點下課時，小溜回家一起吃飯、談天，之後再回去工作，彼此很親密。台灣的家庭文化顯然給馬文不小的文化衝擊。
台灣父母異常焦慮
主計處最新的社會變遷調查顯示，父母在照顧學齡前孩子的前兩項困擾，是「無足夠的時間照顧小孩」、「經濟負擔太重」。而學歷愈高愈覺得時間有限。
少子化加上陪伴與照顧不足，這使得台灣父母異常焦慮、罪惡感上身，而以各種物質和妥協溺愛與寵愛孩子。
如果參觀過托兒所，有些畫面是很難忘懷的。五歲的孩子進到托兒所裡，一屁股栽坐地板，倚著牆角雙腳打直，眼睛偶爾瞟著老師，再瞟回自己的鞋子，似乎等著老師幫她脫鞋。
就這樣師生彼此拗了二十分鐘，僵持不下，老師大聲喝令脫鞋，學生才施點力氣把鞋脫掉。
在幼教界多年的世平幼兒才藝學苑執行長陳姵曲感受到下一代被照料得太好，她曾聽過孩子對新來的外傭說，「這房子以後都是我的，妳飯要煮得好吃點，把我們照顧好。」
她也提及，有許多小孩更是開口閉口都以「你」做開頭。「你脫啊、你拿啊、你餵啊」，都是被服侍太好的孩子。
一位台北市北區的國小美術老師就抱怨他收到的美術作品，幾乎是家長代勞，「好像在改家長的作業」！
寵愛的結果使下一代普遍欠缺冒險精神、無法明辨是非、欠缺紀律，也延遲成長。
原子化的家庭無法提供好的陪伴、難以建立好典範，使得父母大量外包教養責任。
媒體人陳安儀前陣子陪著女兒參加班親會，現場一位父親舉手向老師提問，「能不能把課後輔導延長到八點？」
在七年前為照顧孩子辭去工作的陳安儀說，「外包教養」已是雙薪家庭的普遍現象。
教養責任大量外包
但外包多半給孩子的是智商與偏狹的知識和技能，而不是更多好的典範或做人處事的圓滿。
幼兒到高中，父母多半仰賴學校、課輔、寄宿、補習班、才藝班重複的智能操練，體能與人格鍛鍊較少。
特別是進入國高中的升學階段，卡在嚴峻升學制度的斷崖，親子關係更容易緊張。
「今天段考成績如何」、「為什麼你總是考不過王媽媽的兒子」、「我已經送你去補習怎麼還考成這樣」……親子對話如履薄冰。
根據主計處調查，父母與十二到十八歲孩子（正好是升學壓力最大的這段期間）發生爭執的原因，第一就是「求學態度」（佔五六．七％），其次是作息時間安排（四四．九％）。
兩年前，《天下雜誌》揭開台灣的「直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現象，描繪有能力的中產或富有階級父母，像是掛上螺旋槳不停盤旋在孩子上方。他們透過無所不在的能力和網絡，從小就為孩子累積比賽成果，做為未來申請入學時的憑證。從交友、興趣，到志願的選擇，都由父母強力介入。
陽明大學醫學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范佩貞，長期觀察台灣資優的醫學院學生家庭。
以陽明醫學院學生為例，學生父親為醫生的比例高達一五％以上。她的研究形容，醫生家庭普遍屬於高成就取向，特別是母親若是專職家庭主婦的「醫師娘」而且與先生教育程度差別大者，容易把孩子的成就等同自己的表現。「一旦孩子在學業上失敗，就會壓垮母親，子女也容易挫折、沮喪，」她說。
孩子就像一把拉得很滿的弓，隨時有斷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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