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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獨理論沒辦法合理化辜寬敏個人商業行為對台灣漁業的傷害；同樣的，用兩岸和平的大帽子，也遮不住曹興誠對投資人的背信。
ＩＣ產業大老曹興誠洋洋灑灑的國是建言，提出《兩岸和平共處法》主張。專心於本業的企業家們，很少有人如此憂國憂民。
精明的曹董被和艦案拖累，而卸下聯電董事長職務。最後雖被判無罪，不過受傷已深。其實，這個傷不衹是「政治傷」，也是「專業傷」。
因為政策限制晶圓業者西進，逼著業者走偏門，規避法令西進。可以理解，為了國際競爭，業者必須走險棋。問題是，一家重量級的上市公司，採取這種規避法律的「投機行為」，對股東很不負責任。假如，和艦案沒有爆發出來，聯電的股東們也對聯電「資助」和艦的「投機行為」一無所悉。訂單和技術是一家公司的生存基礎，這麼重要的「投機行為」沒有告知董事會、股東，未來獲利流向哪裡？虧損誰來承擔？這些問題完全不是投資人可以掌握的。
被稱為「梟雄」的曹老闆，為了個人事業版圖而做出這種鋌而走險的事；當他被判無罪之後，更把問題上綱到兩岸和平的大議題。曹老闆被政策綁手綁腳、無法一展鴻圖的苦衷值得同情，因此也可以理解，他會把焦點轉向對整個政治、政策的批判。不過，對聯電這家公司而言，和艦事件不衹是政治問題，更是嚴重的公司治理問題。為了規避政府管制，也同時規避掉投資人的監督規範。曹老闆也許可以大聲指控政治迫害，但怎麼解釋這種公司治理上的嚴重缺失？
也許是因為目前台灣上下都對民進黨政府的鎖國政策高度不滿，因此對和艦案被告的勝訴，多抱著同情支持的心理。不過，在面對此一個案時，必須把高層次的政策問題，以及公司治理層次問題分開看待。曹董也不應該藉由提出高遠兩岸和平主張，來正當化在和艦案上對投資人的隱瞞行為。執政者固然要為政策失當對企業主負起責任，企業主也必須為他隱暪重要「投機行為」，對投資人負起責任。
高層次的政治主張和實際的企業經營，可以是由兩套不同的規範邏輯在支配著。兩者可以相互矛盾，也不能彼此證呈。另一個例子是台獨大老辜寬敏的故事，辜老先生在政治立場上是極端的獨派，出錢出力宣揚台獨，但是在現實的商業利益上，他卻看不到統獨分際。
辜老先生把舊漁船賣給中國公司，也連帶把台灣的捕魚權轉給中國，還想逼農委會同意他建新漁船，引起台灣同業不滿。辜老先生的回答是：「這是商業行為。」「他（中國公司）來投資，我賺他的錢啊！」
依微觀的商業邏輯，辜老先生絕對正確；問題是，若依同樣的邏輯，他沒有理由反對台商去中國賺中國人的錢。假如台商去中國，讓台灣同業活不下去，辜老先生的新漁船，不也一樣排擠其他台灣同業的捕魚配額？他批評謝長廷的兩岸開放政策說：「選舉不應衹討好少數企業家。」那麼農委會就應該為了他的台獨主張而獨厚這位企業家？
用台獨理論沒辦法合理化辜老先生這個商業行為對台灣漁業的傷害；同樣的，用兩岸和平的大帽子，也遮不住曹老闆對投資人的背信。
雖然經濟不可能和政治完全切割，但作生意的人，最好還是不要無限上綱，想用政治主張合理化自己基於私利動機而從事的商業行為｜｜兩者通常是兜不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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