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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觀光客來台走走，每晚回旅館最愛的「餘興」節目，就是電視上的「談話性節目」。
「他們真敢講，」一位陸客興致盎然地說，甚至出現「沒有到台灣，不知文革還沒了」的順口溜。
對華人社會來說，台灣最值得「展覽」的項目之一，就是民主。而電視上的名嘴，是台灣民主最成功的「衍生性商品」。
台灣從一九九四年出現第一個談話叩應節目——《選舉大家談》，到二○○六年的紅衫軍圍城，讓人見識到政論名嘴透過電視、廣播，發揮無遠弗屆的動員力量，更發展出一個全新的職業——「名嘴」。
「名嘴逐漸變成媒體新勢力，」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說，也有政治人轉戰媒體，由於輪番漂流在不同的政論節目中，政治評論人楊憲宏稱之為「媒體浪人」。
這股媒體新勢力，到底是靠著什麼力量形成？對台灣社會又造成什麼樣影響？
觀眾造就名嘴，也摧毀名嘴
商業化操作政治立場，是台灣「名嘴產業」成長的基礎。特別是在選舉前後，立場鮮明的「各色」名嘴，在鏡頭前鼓吹、互詰的演出，通常都對選情有一定的影響。
觀眾以手中掌握的選票，讓名嘴留在言論市場，而觀眾手中的電視遙控器，更是名嘴勢力的來源，甚至造成名嘴的職業化。
《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研究發現，閱聽眾不是被動地被節目選擇，而是主動挑選自己想要看的節目，即使內容流於偏頗、衝突，仍是他們獲得資訊的方便管道，也是台灣當下重要政治話題的「小窗口」。
「不論是報紙或電視新聞，可能一下子就過了，」參與《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研究的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羅文輝指出，他自己也常看政論節目，「看政論節目，對問題會有較深入的掌握和了解，至少有某一面向上的解釋，不論是對立、衝突或攻擊。」
為了這批有特定口味的觀眾，媒體開始有系統地培養名嘴。電視台為維持收視率，吸引觀眾，政論節目開始出現固定班底。
製作單位會根據每個人發言時的收視率進行分析，做為挑選來賓的依據，沒有品牌、口才不好的人，很難出線。
TVBS電視台新聞部節目製作組製作人，負責製作《新聞不一樣》節目的張慈軒坦言，站在製作單位的立場，不會去找不了解鏡頭語言的人上節目，因為風險太大，「缺乏電視經驗的人，很難適應節奏。」
有了個人品牌、加上收視率護體，經常上節目的名嘴就掌握媒體「發言權」。
但大多數人更好奇的是，名嘴在電視上所談內幕，到底是如何獲得消息的？又是如何發揮影響力？
名嘴爆料，變成發聲工具
名嘴的消息來源，有些來自當事人或相關人，希望借重他們的媒體發言權。
新聞人出身的楊憲宏不諱言，很多企業大老闆除了看政論節目，還會邀名嘴去了解事情，或說些背景讓名嘴知道。
以民進黨政府主導下的二次金改為例，風波不斷，名嘴爆料、檢調調查，很多內情全都是金控內部的高階人員洩漏出來。即使是馬英九政府即將著手的三次金改，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金控公司高層，已經透露出外界尚無從得知的新內幕（new story）給名嘴。
名嘴作為訊息平台，就可能在政治上產生引導政策效應。四面八方都有人告知訊息，連政府官員也開始利用此一管道。
去年馬政府處理油價議題，行政院內部對油價漲不漲分成兩派意見。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廣邀名嘴商談，最後結論不漲。當時許多名嘴強烈提醒，只要漲價，不分藍綠的一定砲轟。
有評論者質疑，為何政府不和媒體溝通，轉而找名嘴？為何當事人選擇名嘴為管道爆料？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影響名嘴，效果立即可見，「用文字不如有人說，真實性更驚人」，楊憲宏說。
名嘴成為名符其實「說故事的人」（story teller）。
了解內情者釋放訊息、政府部會「溝通」之外，更多的消息是金錢交換而來。
以爆料揭弊一舉成名的立委邱毅，被視為「說故事」第一把交椅，坦承他在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揭發陳哲男前往韓國濟州島賭場賭博、掀起高捷弊案另一波高潮的照片，是以三千美元購買來的。
邱毅爆料花費最高的，是二○○六年十月，爆料指控陳水扁有海外帳戶。為蒐集資料，他花了將近三十萬美元。
「那一仗，完全是擦槍走火，」邱毅回憶。當時消息來源透過中介者議價，原本預估一萬美元可買到消息，因不慎「走光」，匆忙間不得不採打帶跑戰略，對方藉機提高價碼，最後以比原價高三十倍的代價取得三分之一的資料。
外界質疑，扁案起訴書、和之前名嘴爆料內容幾乎完全相符、特偵組違反偵查不公開、造成「全民公審」印象。
邱毅卻反駁，「特偵組掌握的很多資料都是我給的，」他們只是求證再拼湊，或是把中間斷點接起來，不了解之處會問、也會討論。「特偵組要給什麼消息，一定選擇給我，」邱毅說，「因為給我，不是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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