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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多麗斯．萊辛及其小說
台北時間今年十月十一日，瑞典傳來多麗斯‧萊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那晚我剛從國外回來，而甫進家門就接到幾位記者和副刊主編的電話，問我對萊辛的看法。記得當時我回答了幾句，大意不外萊辛的女性主義色彩強不過法國的西蘇（He`ne Cixous），英文文筆高不出美國的厄普戴克（John Updike），但她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上確實也陪榜已久，獲頒殊榮，我們應樂觀其成。雖然如此，我也覺得我們沒有必要過分誇大此事，應以平常心觀之，尤其應從萊辛的藝術成就衡量，切忌在女性主義這類標籤上打轉。
在台灣的英文系，萊辛是英美小說課上的常客，出版界對她又關愛有加，從《金色筆記》以來，至少有四種以上的中譯本問世，所以她早已不算生人。回答報界朋友的話，我確實有感發。不過時間如今已過月餘，回想當初，我覺得自己似乎也過分主觀，因為萊辛的成就，藝術和社會關懷不能二分。作品如《返鄉》（Going Home）等又具自傳色彩，對地理空間特別敏感，《追尋英人實錄》（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 A Documentary）表現得尤其強烈，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工人階級的社會與文化處境也常懷伊戚，而後來讓她聲名鵲起的《金色筆記》、《第五個孩子》或《浮世畸零人》等書就更不在話下。萊辛幾乎變成社會不義、政治不公與女權思想的代名詞，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舉世罕見的人權鬥士，令人側目。
凡此種種，我想和萊辛稟性有關，但說來也不能不回溯她的生命歷程。萊辛出生於今天的伊朗，其後在非洲的羅德西亞或辛巴威接受道明會以宗教為主的教育。她的生活要進入另一階段，得待十四歲舉家移民倫敦才成。在非洲南部，萊辛常獨自攜槍在草原上狩獵，養成獨立的生命精神。轉到英國，她因故輟學，自此未曾再接受正式教育。儘管如此，萊辛卻手不釋卷，尤其嗜讀十九世紀的歐洲小說大家。巴爾札克、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她都心儀不已。這些大師級作家多為人道主義者，萊辛耳濡目染，跟著也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政治大感興趣，連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也變成案頭熟客。對萊辛來日另有影響的是愛理斯（Havelock Ellis），曾在他的性學研究上下過不少功夫。一九三八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日盛，萊辛難免時潮左右，三年後終於加入某馬克思主義團體。
像萊辛這類社會主義者，二十世紀歐洲頗不乏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或哲學家如羅素等都是。萊辛和這些幾乎同輩的英文寫手不同的是，她雖然在十數年後因蘇聯入侵匈牙利憤而退出共產黨，而史達林的暴力統治也讓她失望不已，但從一九四一年開始，她「矢志不渝」，不曾後悔自己和馬克思主義的淵源。托爾斯泰等人道主義者的影響，昭然可見。萊辛因社會主義思想如此堅定，所以終身痛恨批評家加諸其身的「女性主義者」這張標籤。對她而言，後一身分狹隘，根本不副馬克思思想內涵的各種社會關懷，而這也是台灣報社問來，我並不主張就區區「女性主義」四字定義萊辛的原因之一。
批評家所見當然事出有因。萊辛曾離英而後又重返英國，此後她創作力更盛，《暴力之子》系列之作在容格（Carl Jung）的影響下泉湧而出，中間還岔開而寫出了《金色筆記》等傳世之作。《金》書重要無比，萊辛的名聲要躍出歐洲，走向全球，功勞繫之。《金色筆記》共分五個大章，寫來氣魄猶如史詩，但萊辛關心者首先是女性古來的邊緣地位。主角吳兒芙之名幾乎偕吳爾芙夫人（Virginia Woolf）而來，不過糟糕的是她婚姻破裂，丈夫離去，彷彿在預告二十世紀後半葉婦女可能的處境，而全書也就在類此兩性戰爭的亙古氛圍中曲折開展。萊辛抱負宏大，小說中的女性主角卓有識見，絕非泛泛之輩，而最重要的是全書還強調另一觀念：「女性觀看世界所用的濾網，就功效言之，其實無異於男性觀看世界所用者。」此語一出，《金色筆記》和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或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同時爆炸，炸出了一條更激烈的女性主義大道。由是開始，儘管萊辛一再強調胸懷丘壑，山高水長，她卻在批評家筆下定調了，「女性主義者」之名不脛而走，而《金色筆記》也變成二十世紀六○年代以後「婦女解放的《聖經》」，再難翻身。
婦運當然是二十世紀歐洲社會最大的變革之一，但萊辛何許人也，她廣受南非小說家謝瑞那（Oliver Schreiner）的影響，寫起非洲故事來比柯慈（J. M. Coetzee）還要嚴肅，一九五○年撰就的《青青草吟》（The Grass is Singing）曾改編為電影，在一九八○年代大放異彩，其中透露而出的萊辛固有女性主義的色彩，但是馬克思與反殖民思想的著墨更深。這段期間內，萊辛所寫稍帶歐洲中心論，不過她馬上調整世界觀，而且一跨就走過傳統的桎梏，朝著某種扶弱抑強的英雄主義邁進。對萊辛而言，女性地位不振不過社會不公與歷史不義的一部分，怎能和種族歧視或階級區分這類更大的國際關懷相提並論？婦女確需解放，但應放在舉世種種迫害者的架構中看，更應方之於全球因種族與殖民侵略故而受到壓榨的百姓的不幸。萊辛當然是女性主義者，但僅以此一身分視之則未免小覷。
《金色筆記》問世之前，批評家多以「寫實主義」定義萊辛的小說，有時也稱她是歷史唯物論者。不過《金色筆記》中的婦女解放也含帶某種伊斯蘭蘇菲主義（Sufism）的神祕色彩，對政治抗拒反有某種程度的失落感。萊辛在意的應屬個人的救贖，或謂主角精神的成長，而凡此在《暴力之子》系列稍後的《四門之城》（The Four-Gated City）更加明顯。萊辛筆下的女角不但會在錯亂失心中追求道德完整，而且對未來每有某種天啟式的期盼。一九八○年代之後，不論是《蘇瑪絲的日記系列》（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或《恐怖主義專家》（The Good Terrorist）等嘲諷之作，萊辛幾乎「一反常態」，會在女角為事業犧牲之際又令其展現同情心，關懷社會，尤其是其中的弱勢團體。愛爾蘭共和軍和蘇聯的格別烏已經取為特例，藉以諷弄世人自顧不暇卻又窮兵黷武。萊辛早已超邁「女性主義大師」之身，她關心的是史上所有的不公，是社會一切的不義，是人類全體各種的不幸。
李奭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台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合聘副教授。著有《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中西文學因緣》、《經史子集》等書，譯有《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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