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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搖籃、右手寫作的曼布克獎得主
「旅行如果沒有意外，就不是好的旅行。」我的一個作家朋友總這樣送別要遠行的朋友。
在比利時與安瑞特（Anne Enright, 1962- ）相遇真是個意外，卻是「計畫中」的意外。儘管去比利時發表論文，是早在半年前就訂好的行程，但學期中的忙碌，只得讓人「過一天算一天」，追悔著沒有好好利用暑假備課。收到會議的日程表，也就是把自己的場次和時間快快寫入筆記本裡，之後就置之腦後。上了飛機，轉了三個機場，一番折騰抵達預定的旅館，重新打開會議資料袋（好在沒有記錯會議地點或訂錯旅館），重看一次日程表，赫然發現甫獲英國曼布克獎的愛爾蘭作家安瑞特，「今天」將會親自來朗讀她的得獎作品《聚會》（The Gathering）。看著安瑞特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印在會議資料上，坦白說還有點不敢相信。理論上，作家對於研究文學的「學者」，某種程度上就像是富商與名模，兩者相互幫襯（依賴），但都有點「權力的傲慢」；後者大可不必太「紆尊降貴」。但這位剛出爐（開會的前一週）的曼布克獎得主，也是我心儀已久的作家，竟然今天會端坐在我面前，讀她的新作給我聽，突然間覺得自己是個被卸去武功的小和尚，只等待大師父的到來。
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八時許，懷抱著匆忙在當地書店買到的《聚會》英文版和荷文版，踏進了魯汶大學愛爾蘭學院演講廳，與其他學者和一干慕名而來的當地民眾，期待著與安瑞特的「對話」。該學院是十六世紀初方濟會（Franciscan Order）為了教育因躲避英國新教殖民迫害而逃往歐陸的愛爾蘭天主教難民所建。演講廳是古教堂改建的，講台四周掛著愛爾蘭的風景圖片；教堂長窗上原本應有的彩色玻璃已經拆卸，或許是在戰火中被破壞的吧？雖然祭壇上也不再掛著十字架，但在這有四百年歷史的講堂裡，聆聽安瑞特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愛爾蘭學者（裡面不少人有著愛爾蘭血統）以及一般聽眾，以戲劇式口吻朗誦自己的得獎作品，不禁想到幸虧有這個守護難民的方濟會老教堂，使得愛爾蘭文化得以在海外傳承不絕如縷，免受殖民洗禮。安瑞特可能也沒有想到，在這個象徵文明傳承，有反殖民歷史刻痕的古愛爾蘭學院裡，朗誦英國文學獎得獎作品，所衍生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只是，英語已是大多數愛爾蘭作家的創作語言，不再是當年的拉丁文或古居爾特語了。
安瑞特的小說朗讀，是我所聽過最令人屏氣凝神、毫無冷場的聆聽經驗。朗讀的速度因情節、對白忽快忽慢，好似單人相聲引人入勝，觀眾也被安瑞特的各種「配音」惹得咯咯發笑。不同於有些作家善於把場子「搞冷」，安瑞特把朗誦當成了現場實況播出的廣播劇，一大段的散文對白，在她的口中活靈活現，非但沒有「吃螺絲」，還令人恍如身臨其境。當然她唸的是自己所熟悉的作品，但坐在台下的我，不禁懷疑這真的是安瑞特本人嗎？還是哪個劇團派來的分身，幫大作家出訪海外。對於一個應該正在倫敦或都柏林忙著應付媒體的當紅作家（想像曼布克獎的分量，尤其將近四十年的歷史中，愛爾蘭作家才第四次得獎，有如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樣稀有──也是四位），我的懷疑好像「有所本」。
朗讀會後與觀眾的問答，解答我諸多「合理」的懷疑。原來安瑞特自認是個有紀律、重然諾的作家。這個朗讀會邀約早在曼布克獎公布入圍名單前即已排定；對她而言，因為得了獎，而臨時爽約，實在說不出口（其實光環加身的她，隨便說個「不克前來」的理由，大家也能理解）。她也坦白地說，這個得獎前的邀約，是她考慮「寫作生活」也不能太困窘所以接下的活動；儘管已經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三本長篇小說，從不覺得自己有真正的「寫作事業」（writing career），參與這樣的活動或是接受訪問，或多或少讓她有額外的收入，能在當兩個孩子的媽（分別是七歲和五歲）之外，全心地寫作。另一方面，也可以順道拜訪住在布魯塞爾（比利時首府）的家人，既然有人代付旅費，何樂而不為呢？安瑞特的坦白，一時間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身兼母職的作家，的確得小心翼翼地開源節流。我倒是以為，她精打細算的才華，也展現在她描寫橫跨兩個世代家庭悲劇的近作《聚會》中；是何等一個縝密、細心的靈魂，可以將各個家庭成員各自扭曲的記憶，勾串成一部黑暗卻難以逃避的家庭史詩？
安瑞特充滿戲劇張力的念白，也是其來有自。她在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念書時，主修文學與哲學，後者念得一塌糊塗，前者則對戲劇作品特別著迷。而對學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英文系老師，使她常常有機會蹺課參加戲劇社團演出，大學生涯幾乎就是在劇團裡度過的。畢業之後有好幾年一直以當演員為夢想，四處「試鏡」。但是，酷愛寫作，也想當演員的念頭，其實是因為當時「文學經紀人」（literary agent）制度還不健全，寫作維生比當演員更困難。然而，對於一個自認內心有「寫作猛獸」（writing monster），卻還沒有足夠自信的年輕作家而言，英國東安吉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創意寫作碩士班所提供的獎學金，讓她至少有機會學習創作的「技巧」。儘管當時的指導老師、名作家安芝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和文學評論家馬耳肯‧巴布里（Malcolm Bradbury, 1932-2000）都覺得她寫得不錯，但那些充滿斧鑿痕跡的作品現在看來「沒一篇能看」。真正享受創作，反而是多年後擺脫了技巧牽絆，發展出個人風格才開始。坐在觀眾席的我，心想她這番對寫作班既褒又貶的話，卡特和巴布里在天之靈不知會作何感想？但唯有天生的作家，才敢發出這樣豪邁的批評吧！安瑞特也許未必否定寫作班所提供的養分；她所謂擺脫技巧，應該是說不知不覺結合了各種寫作的「武功招式」：既沿襲也創新。如果曼布克獎是每年對文學「高手」的肯定，那安瑞特之所以得獎，應該是她易如反掌地拿捏各種寫作手法的功力。
有評者認為《聚會》得獎的原因，在於安瑞特懂得如何將一個痛苦而複雜的家庭世代故事，用淺顯、流暢、感人的語調描摹出來，讀者很容易認同當中令人憎厭卻值得同情的人物。這部分的成功固然因為作家獨特的語言天賦使然，能把故事說得充滿感染力，但一部分也跟家庭環境與個人用功有關。她回憶道，父母親愛看書也愛買書，五○年代兩人從巴黎蜜月旅行回來的紀念品，竟是成箱的書。當時的愛爾蘭實施極為嚴苛的新聞檢查制度，海外圖書進口，甚至報紙雜誌都要檢查；而藉出國之便「夾帶」禁書入境，是理所當然的「犯罪」行為。（同樣經歷過「警總」思想統制的台灣，大家對這樣的政府作為並不陌生。）小安瑞特在父母親刻意的放縱下，遍讀西洋古典及現代文學作品。在沒有很多娛樂的年代，圖書館是安瑞特父母親最常帶她去消磨時間的地方。十四歲那年，有一回在某圖書館舉辦的文學會議後台，懵懂聽到人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如何精彩，也不管能否讀懂，就花了一大筆零用錢，買了這本「天書」。不同於一般成年（或「有經驗」）讀者老愛批評這本書難以下嚥，青春期的安瑞特竟深深著迷於當中語言的千變萬化，一再強調閱讀《尤利西斯》至今對她仍是非常愉快的經驗。
然而，安瑞特看似淺顯卻話鋒犀利的筆觸並非偶然。在成為全職作家之前，她已經在愛爾蘭RT亟電視台擔任了四年熱門談話暨娛樂現場節目「夜遊者」（Nighthawks）的製作人，之後又做了兩年的兒童節目。這個經歷不僅讓她接觸形形色色的各行各業人士，也為了避免節目開天窗，得親自下海寫腳本。這個高薪且讓她如魚得水的工作（她說：「Writing for TV is like a universe to me.」），卻於一九九三年毅然辭去，跌破一堆人眼鏡。「這是當時不得不的選擇，因為我不想一輩子都在電視台裡；沒錢對我不是大問題。我是家中老么，想到的基本上都可以擁有，因此從小就不覺得人必須為了掙錢而活，所以離開高薪工作，並沒有特別感覺，況且我本來是想應徵演員，誤打誤撞才成為製作人的。」離開電視台兩年，安瑞特如願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我父親的假髮》（The Wig My Father Wore, 1995）。她在電視台的人生歷練，及對金錢的灑脫，使她有更寬廣視野且細膩筆調寫出二○○○年提名惠特貝瑞獎（Whitbread Award）的第二本小說《妳像什麼》（What Are You Like），及歷史小說《伊萊莎‧林治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Eliza Lynch, 2002）。被問及為何很少寫短篇小說，她語帶堅定地說，「我還是有寫短篇作品，只是覺得年過四十的我，生命越來越是小說的厚度。（My life grows into the novel.）」
許多人對安瑞特身兼母職，又能創作不懈深感訝異。她對這樣「訝異」反而更加訝異，覺得是社會普遍低估「女」作家所致。有觀眾恭維，像安瑞特這樣能寫、能說又能表演的「女」作家真的少見。安瑞特對於被反覆稱為「女」作家有些微慍，再三打斷該觀眾的話，「莫再叫我『女』作家，『作家』就可以了。」為何對此稱謂如此感冒，她解釋道因為總聽到太多人抱怨「女」作家寫得不好，好像「女」作家有何原罪；「我不想被莫名其妙歸類成那種作家，況且我從不寫愛情小說，個性陽剛的我可以說自己是個女人，但這是底線（official line）了！」她進一步表達對愛爾蘭女性作家的同情，因為相較於英國與美國，「傳統愛爾蘭女性很怕被討厭，總有顧忌，不敢說真話，所以文壇都是男性的天下。」這似乎說明了為何長住都柏林的安瑞特，作品總於英國出版；寫作多年，卻直到近年才在愛爾蘭本土稍稍引起文學評論家注目。諷刺的是，邀請安瑞特朗讀小說的主辦單位，卻是以「愛爾蘭女作家」為會議主題，介紹她是「愛爾蘭當代女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家拐了個彎，硬是批評了邀請她來的學者！
對於身為兩個幼子的母親，如何持續寫作？安瑞特把原因推給她內心躁動不安的「寫作猛獸」：「我就是不能不寫！」在沒有多少個人時間的情況下，她習慣把握下午接小孩放學回家前的兩、三個小時，在住家二樓小書房裡全心創作。別人以為小孩一定會成為女人事業的絆腳石，「我卻不以為如此，他們帶給我創意的泉源，也讓我時時刻刻緊張著未寫完的故事。有了小孩，創作反而更有規律。」她說，孩子還在搖籃的時候，她便是一隻手搖搖籃，另一隻手寫作，「這樣小孩會很高興，因為一睜開眼睛，媽媽就在旁邊，而我的故事也寫完了。」這本搖籃旁寫成的書，就是二○○四年出版，以幽默口吻笑談懷孕過程及初為人母心情的散文集《跌跌撞撞的孩子媽》（Making Babies: Stumbling into Motherhood）。這位跌跌撞撞，又會自我解嘲的母親，此時正坐在這裡，自信而專業地在這個古愛爾蘭學院，與讀者分享寫作的來時路。
這場朗讀會在安瑞特既坦白又幽默的話語中接近尾聲。這位甫獲象徵小說界最高成就之一的曼布克獎新科得主（她的聲名也將因此而傳揚到英語世界之外），似乎還沒想好怎麼過「得獎生活」，及如何使用高達五萬英鎊（相當於三百多萬台幣）的獎金。她不改文學譬喻的方法，說這個獎好像突然為自己打開了一個內容琳琅滿目的大冰箱，眼花撩亂，不知要先拿哪一樣：「我還會繼續寫下去，但盡量不要在半夜google我的名字，以免睡不著！」安瑞特為我在《聚會》上簽名，並告訴我明年香港那邊有一個邀約，說不定也有機會拜訪台灣，於是和我相約台灣見，「如果兩個小孩准許我去的話。」她眨著大眼睛笑著說。
高維泓／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英國肯特大學文學博士，專研後殖民與當代愛爾蘭文學，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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