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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高雄，七歲那一年，全家遷移到台北，住在北投。
我對於高雄的記憶，已是十分淡薄了，然而，我卻清楚地記得，剛來到台北時的窘境，功課跟不上同學，家境也不如別人，才藝平平，彷彿從雲端一下子掉落到凡間。但母親告訴我，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這裡是台北啊。國小畢業後，母親又說，北投的國中沒有競爭力，考不上好的高中，所以她幫我遷戶籍，越區到士林去讀國中。而那竟是我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歲月，沒完沒了的大考小考，我總是全班倒數一二名，經常被導師點名，指著我，大聲說我是害群之馬，把全班的平均成績拖垮……。
我知道，那時不止導師恨我，理化老師恨我，就連國文老師都恨我。國文老師的個子非常嬌小，臉色蒼白，但聲音卻十分宏亮。她上課的方式，便是帶領全班用喊口號的狂熱語氣，把課本從頭唸到尾，反覆不停，直到下課為止。而當同學在瘋狂地朗讀時，我卻多半閉著嘴巴，這一點，徹底地激怒了她。
我恨她毀了我對國文的興趣，但是她更恨我，相形之下，我的恨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了。我被揪到走廊上去罰站，望著對面大樓放牛班的學生，在教室中快樂地嬉戲著，而我的背後傳來班上朗朗的讀書聲。我既不憤怒，也不鄙夷，更不羨慕任何人，我只是非常漠然地站著，彷彿是站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中間，誰也不是。
後來我念高中，念大學，逐漸地從北投、士林，進入到台北市區，彷彿是一趟從邊緣進入到中心的歷程，我的周圍出現了越來越多所謂具有「競爭力」的都市人，而我也才恍然大悟，在某種意義上，北投是台北的鄉下哪，然而，我卻始終覺得自己仍然是站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之中，孤獨一人，誰也不是。直到今天，我似乎都還站在這樣的位置上，不願屬於任何體制，也不願受到任何秩序所掌控。
這種狀態或許可以名之為「自由」，但對我而言，那卻是非常單純的一個姿勢：一個被世界拋出去的，罰站在外面的孩子，疏離，不安，冷漠。
也因此我必得要找到什麼，做些什麼，否則不安的靈魂一直漂浮在半空之中，不是死亡，就是發瘋。於是我用文字建構起我的世界。而寫作就是我的錨。如果抽去它，我將什麼都不是，我將被汪洋所淹沒。
也因此我喜歡小說，喜歡編造故事，而不是詩。從小就喜歡。七歲時，每天放學後漫長的下午，我便坐在陽台上，握著鐵欄杆，一邊眺望北投遠方的青山，一邊說故事給姊姊聽。
我最喜歡說恐怖的故事，彷彿故事不恐怖，就一點滋味也沒有了。有一次，我說了一個關於十一位兄弟的故事。十位哥哥都不幸被酋長殺死了，酋長把他們的頭顱割下來，懸掛在廣場的繩子上，一顆一顆的，像是在掛葫蘆。排行十一、年紀最小的弟弟奉命去找哥哥，他騎著一匹白馬，走到了廣場，看見懸在半空中的十顆冰冷的人頭，不禁嚎啕大哭起來。
「結果呢？」姊姊緊張地問。
我想了一下，說：「結果他也死了。他也被殺死了。繩子上掛著十一顆人頭，風一吹來搖搖晃晃的，四周都是嗡嗡的蒼蠅在飛舞。」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和姊姊都安靜下來，陽光斜照在午後的巷子裡，發出不真實的灰濛濛的光芒，四周圍的公寓是如此安靜。好像所有的居民全都消失了一樣。我忽然覺得自己真的非常殘忍，所謂「故事」，不應該有一個全軍覆沒式的結尾。我明白這是犯規的，但是我的心裡卻覺得很痛快。
因為犯規而痛快。我著迷於不近人情的故事，它們勾勒出一個古怪的幻覺，彷彿比真實更加真實。而這就是創作者對於現實人生的最大叛逆，與逃脫。
郝譽翔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獎。著有短篇小說集《洗》、《逆旅》、《初戀安妮》，長篇小說《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論著《目連戲中庶民文化之研究》、《情慾世紀末》，劇本《松鼠自殺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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