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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說：「我喜歡道家，因為道家講與天地精神往來，尊崇自由。儒家比較入世，要承擔責任。」
林語堂說，每一個中國人社會人格上都是儒家，自然人格上則是道家。于丹則認為：「其實人人都有雙重人格。工作時，要循規蹈矩，會『儒家』一點；但如果去遊山玩水，頤養身心，體會宇宙自然的永恒，那時就是『道家』。所以儒道兼濟是人生必然的事。」
(PHOTO:PAN MACMILLAN ASIA)
于丹說自己生性不羈，大學時讀文學，喜歡詩詞，一讀《莊子》就非常喜歡，為《逍遙遊》等勾勒出的大境界心折。 「莊子說，一棵樹，長成一圍兩圍，可作拴牲口的樁子；長成三圍四圍，可作房子的棟樑；長成五圍六圍，可作棺材板，都有用處。如果樹圍之大，要二十人才可以合抱，那麼樹就『沒用』了，而沒用正是大用：長得那麽大，就是神木，沒有人能夠砍伐。」她說，這就是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
于丹特別喜歡自由自在，二十來歲就遊心於無垠的道家天地。做研究生時，她外號「大公子」，經常穿着破牛仔褲徜徉遠山近水，沒有人把她當女生。
「我受儒家影響也深，熱愛詩歌，特別喜歡李白，但也喜歡杜甫。讀李白詩，經常會熱淚盈眶。李白那種天真，那種豪邁，對光明以及自由的那種追求，令我感動。杜甫那種憂患意識，那種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那種擔當，那種烈士情懷，也令我感動。」
中國人講天地人合一，其實是以儒家為大地，以道家為天空，要在大地上承擔責任，實現自我，然後神遊天上，自由生活，超越自我。于丹認為人是要先實現，再超越。實現時，須融進羣體，不能不遷就別人，承擔責任；超越時，精神卻還是自由飛揚。
「人只做儒家，沒有道家，固然品格崇高，但有點可悲，因為責任太重。人只做道家，沒有儒家，固然生活瀟灑，但有點可恥，因為有責任卻不願承擔。儒家經常用一個詞，叫忍辱負重，但我喜歡的態度是舉重若輕，那就是用道家的態度來做儒家的事。我希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人不入世、不承擔責任，那是逃避，當然不對；但如果以入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就容易流於斤斤計較。」
于丹說她要做的，是文化普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就在顛覆中國的傳統思想，到文化大革命最為劇烈。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從來沒有在一個世紀內經歷那麽嚴重的衝擊。
「今天，我們的生活坐標在哪裏？人必須追尋心靈價值。我做的事，是用最簡單的大眾傳播策略，宣揚合乎時宜的古典智慧，喚醒人心。既然這是大眾需要，就必須去做，這是責任。但我不會因為履行責任而失去自我。我的精神境界在道家。」
她說道：「我像一支手機，道家給我充電：充電時可以關機，可以是在夜裏；儒家是放電的，白天打電話、通簡訊，就釋放了。」
由一個女人來解釋儒家經典，似乎對兩千多年的儒學開了個大玩笑。于丹對這看法有點不以為然：「我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家。男人做學問太嚴肅，喜歡以研究態度從事學理分析，逐字逐句考證。女人看世界，一切發乎心。我愛詩歌，愛孩子，愛春天的花、冬天的雪，愛夜空的朗月、溪水上的陽光，愛周圍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咖啡、美酒、時裝。我當然也可以愛孔子。這是很女人的思維。」
她強調：「我不是教授孔子學說，我是教傳播的，在電視上講孔子，只是業餘愛好。由於我是女人，不是穿長衫馬褂的老先生，可能給人另一種感受。和做儒家研究的人比較，我無疑很淺顯，但我以真誠讀書，讀出一種很女人的心得。」
一九八○年代，于丹在大學讀的是沙特、海德格爾、康德、黑格爾等的哲學思想，從近代哲學一直讀到古典哲學，接受的都是西方學說，又熱愛搖滾。眼界打開後，她卻找到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一種方式，實行中西融合。
「中國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開放、九十年代拜金的迷惑，到了這個世紀，我們要用老祖宗的道理解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大眾傳媒的力量是空前的。我二十歲上碩士班，讀先秦文學諸子百家；三十歲上博士班，學大眾傳媒。很多人說我學了毫不相干的學科，但我四十歲時，就用大眾傳媒講先秦文學。」
二十歲時，于丹要找的是安身立命的文化依據，而這依據必須是牢固的；三十歲時，她覺得獨自陶醉書齋裏，不為社會做事，好像很可恥，而新聞事業正逐漸從代言變成監察角色，有守望社會安危的預警責任，於是于丹選擇了傳媒，並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解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中，于丹最喜歡林語堂。「他活得特別精彩。一個人要有大器量，就不要拒絕矛盾；衝突多一點，人生的天地會寬闊一點。」于丹指出，林語堂是從漳州龍溪縣坂仔村走出來的孩子，父親是牧師，所以從小信奉基督。他在漳州讀中學，然後往上海讀聖約翰大學，然後就不信基督了。他父親很痛心，但林語堂說：我和天地自然之間不再需要第三者了。
「我非常喜歡他的《蘇東坡傳》開頭第一句，他寫說：『我寫《蘇東坡傳》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林語堂學貫中西，對中國人的心靈了解甚深。他曾言：『恨世而不恨人，恨人是無能的表現。』這個結論透着自豪。若不是大有能耐，你不可能悲天憫人，對任何人都沒有仇恨、怨懟。」
于丹說，她有一年在台北，中午烈日下，她站在林語堂墓碑前，失聲痛哭，當時有為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守靈的感覺。周圍的人遠遠看着她。林語堂的墓碑，是錢穆寫的，兩人約定誰先走，後一個人要為他送別。林語堂的墓靜靜立在他書房的後院裏。死後有朋友相送，林語堂應該安息。
「我哭的時候，想起老舍、曹禺、郭沫若。這些人去世時，在精神世界中，誰來相送？」
中國二十世紀可算是新諸子時代，這個時代知識分子思想的璀璨，其實不亞於先秦。看到錢穆寫的墓碑，于丹心裏感到溫暖。
林語堂說：世界上每一個精神自由的人，都是一個歷險者。他從無處來，不知道將來會到哪裏去。流浪也是一種歸宿。選擇放逐，表露的是自信。
「從孔子到林語堂，都是我的朋友，離我不遠。他們也都可以是你的座上嘉賓，用他們的精神默默成全你的生命。
「我走到泰山頂上，會想起李白說：『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春回大地的時候，我會想到杜甫說：『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秋風起的時候，又會想到杜甫說：『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夜闌人靜的時候，我也可能突然想起李商隱說：『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這一切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于丹說以享受的心情去看文化，也希望把中國文化傳遞給大眾，滋養大眾心靈，加強大眾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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