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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海嘯全球受害以來，全球最受指責的就是經濟學家這個職業角色了。最近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以封面故事探討當今經濟學家的失敗，他們沒有良好的總體經濟學思考，而在金融財政學上又經常以一些不切實際的假設為前提。當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出了問題，全球受害的局面即難避免。
經濟學家論說可信嗎？
當代經濟史及經濟修辭學家，由男性變性為女性的黛德瑞．麥克勞斯凱（Deirdre McCloskey）也指出，經濟學家的論說和普通人相同，都由事實、邏輯、比喻、故事這四者編織而成，最後變成經濟學家所講的故事。但經濟學家由於無知、自大、思考方法的偏差，他們所講的故事，卻經常在最後被證明為非。經濟學家如何好好的去說他們的故事，的確已成了一個嚴峻的課題。
在此並無意替經濟學家洩氣，而是要顯示當代經濟學家已確實出了問題。舉例而言，當今的經濟學家幾乎絕大多數都在宣揚市場的有效性，但可議的卻是市場真的有效，那麼不符市場法則的倒了不就應該讓它倒嗎？為何當市場出了問題，就態度丕變，立刻又主張國家要用政治力出面來搶救？而經濟學家態度如此變化，豈不正顯露出他們所講的故事，只是隱藏式的在為公司財團代言嗎？
而當代經濟學家所講的故事裡，發生在台灣的、最足以讓人們領受慘重教訓的，厥為「BOT神話故事」了。
人們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歐洲傳統的放任經濟思想即移植美國，伺機再起。到了一九七○年代末和一九八○年代初，由於英國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當選，於是這派主張即正式進入了現實權力世界的時間表，這派經濟學家為了否定國家的經濟角色，遂宣稱政治權力為惡的本質，政府介入經濟必定無能、無效率及造成貪腐，只有公司財團所代表的市場力量才有效率，並使資本主義趨於完善。
他們所講的這些故事，遂形成了「公共企業民營化」「公用事業民間參與」等政策目標，以及為實現這種目標的許多新管理主義模式，所謂的BOT，即其中最突出的一種。
新管理主義缺監督制衡
公司財團因為這種新模式，它的金錢權力版圖大為擴張；這種新模式同時也在「公司─國家」間發展出了一個「不官不民，既官又民」的權力主體，「不官不民」指的是它並非公務機關，但也不是單純的民營公司，因而它遂享有公法與私法之外的多餘權利，「既官又民」指的是它享有國家公權力級的特權、位階，但又可享有私領域的自由度。這種「新管理主義」下產生的權力主體，表面的說法是使其更能不受限制的發揮運作效率，但實質上則是：
（一） 它在公司─國家間開創出了一個新的權責不清的曖昧社會關係，更大的無能、特權與貪腐，都可棲息其間，而且還可免於責任，由於缺乏例行化的監督制衡，它只有在樓子搞到無法收拾時才會被捅出來。
（二） 在「剝削理論」裡，這等於剝削對象已不再是弱勢的奴隸或工人農民，現在是連「國家」也開始受到剝削。由於「國家」乃是人民的集合體，「國家」被剝削，當然意味著被剝削掉的會被轉嫁到人民身上，形成新的「雙重剝削」。
（三） 過去二百年來，人們已在「人民─國家」間發展出民法與公法的自由民主約束管控體系，現在則因出現新的主體和不受約束的新關係，於是社會的互信與向心遂開始日益飄散，無力感的不滿也告增加。
BOT這種新的管理模式，在一九九○年代進入台灣，由於當時正值台灣民主化初期，對政府功能普遍懷疑，認為它是個官僚特權體系。於是「民營化」「BOT化」等主張遂被認為是個民主的神咒而加以崇拜接受。在過去十多年裡，台灣「民營化」「BOT化」「鬆綁化」皆以「改革」為名所向披靡，其實絕非偶然。而今時間匆匆，其結果又如何呢？
台灣BOT一點也不美麗
─由於台灣的政治與工商業缺乏足夠的紀律，民營化已成了特權貪腐、賤賣國產、掏空國家的淵藪，至今未已的「二次金改」弊案即堪為證；而南港展覽館、北投纜車、大巨蛋等BOT案皆涉及特權貪腐。
─像高鐵、高捷等BOT案，皆顯然已失敗，並丟下一個虧損或負債好幾千億元的爛攤子，這些案子如果當時由政府主辦，至少權責分明，有行政管控機制，有國會及議會監督制衡，虧損或弊案太大，主事者還可能失掉中央或地方政權。但BOT的結果，卻是這些爛攤子糊塗帳，連真正該切實負起責任來的人都找不出來，BOT的虧損與負債，又怎麼會讓那些「最後的埋單者」─即人民不生氣呢？
因此，對於「民營化」「BOT化」這些問題，他們丟下的爛攤子，政府自當去解決，在此不擬討論。只是由這些教訓，我們已可看出，台灣過去近二十年裡，經濟學家、政策制定人、商人與媒體，在人云亦云的情況下，也跟著在講民營化、BOT化之類的故事；時至今天，已到了人們為這種故事及相信這種故事，因而形成的政策付出慘重代價的時候了。
這些代價有多大，當在新台幣兆元以上，但除了政府財政日益惡化，人民潛在的分攤額擴大外，我們的公共利益有增加嗎？台灣真正賺到的，只是那些少數的肥貓。
因此，由這些故事，它其實已提醒了經濟政策和經濟學，它們都是在說故事，而台灣這個BOT的故事，其實一點也不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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