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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為日本奪得第一座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年川端曾來台北參加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似乎」也造成轟動。那時我年紀小，無緣「參與」盛會。川端回日後寫了一篇題為「台灣‧韓國」的文章，談到參觀故宮博物院，到林柏壽位在陽明山的別墅，聽到林語堂的談話，認為文學與政治無涉等。
一九九四年時隔二十六年，大江健三郎為日本奪得第二座諾貝爾文學獎。兩座文學獎為日本奠定了在亞洲無可撼動的文學領先地位，也為日本在世界文壇爭得一席之地。兩人之間的差異──包括文學的養成，對日本傳統文學、外國文學的攝取等──從領獎時的演講內容，可見端倪。川端的講題是：〈美麗的日本的我〉，關於這題目曾引起討論。沒有人這麼說，大概也不會這麼說吧！如同川端說的這是厚臉皮的題目。一個人怎麼可以代表國家呢？其實，這個題目是經過多次推敲之後才決定的。曾有過〈日本的美與我〉這樣的題目。從講稿內容，以及川端的文學作品來看，我們看到的最後的題目，才是川端真正想要的，也唯有這樣的題目才「實名相符」。
●日本傳統美的回歸
〈美麗的日本的我〉一開始川端就引道元禪師（1200-53）題為「本來的面目」的和歌：「春天是櫻花，夏天是郭公，秋天是月亮，冬天是凜冽寒冷哪」，和明惠上人（1173-1231）的和歌「出了雲層，和我在一起的冬天的月亮，寒風刺骨，雪呀好冷啊」。前一首和歌歌詠的是代表日本四季的景物，後一首重點在於「冬天下著雪月亮出來」，無論何者，共通處是自然之美。矢代幸雄博士論日本美術特質之一是「雪月花時，最思友」（注：出自《白氏文集》，原文「最思君」），即接觸到四季之美時，或從美感受到幸福時，會特別想念好友，希望分享喜悅，也就是說美的感動會讓人產生強烈的懷念之思。表現四季之美的「雪、月、花」是表現「包含日本的山川草木、深羅萬象、自然的一切以及人的感情之美」的傳統。儘管道元的和歌或其他歌詠四季之歌，都只是把代表春夏秋冬的景物羅列出來而已，但是川端認為在反覆的歌詠之中，的確傳遞了日本的真髓。川端並引日本最古的歌物語、也可看成短篇小說的《伊勢物語》（十世紀）的一段話「由於是有情之人，讓人在甕中插花。花中有怪異的紫藤花，花穗長約三尺六寸」說：「我感覺這紫藤花象徵平安文化」，紫藤花具有女性的優雅，在微風中搖曳的風情，是那麼纖細、謙恭、柔軟，隱藏在綠葉之中，似乎與「物之喟嘆」（もののあはれ）相通。川端認為日本吸收消化唐朝文化，大約一千年前產生華麗的唐朝文化，確立日本美，與奇異的紫藤花開相似，可說是異樣的奇蹟。推崇《古今集》、《伊勢物語》、《枕草子》、《源氏物語》等平安朝文學作品。尤其是《源氏物語》，川端認為是日本最傑出的小說，即使現代亦無可與之比肩之小說。上述這些作品都具有女性特質，飄散著榮華極致之後的哀愁，但從這裡可見日本王朝文化的盛開。
川端為何如此推崇平安朝文化、文學呢？平安朝文學對川端文學又有什麼影響呢？這與川端的童年及生長環境有很深的關係。川端二歲喪父，三歲失母，由祖父母扶養。八歲時祖母撒手人寰，十歲時寄居伯父家的唯一親姊姊芳子亦告別人世，這種幼年、童年經歷的「孤兒」生活，形成川端內向、孤獨的個性。小學時代遍讀學校圖書館藏書，親近《枕草子》、《源氏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平安朝女性作品。雖然，對於書中意思不甚了解，但是，平安朝女作家的特殊感性和美意識，從字裡行間，自文章的律動中逐漸滲入少年川端的心靈深處，直至永遠。川端成名之後曾說過：「少年時代讀過的書，就像無意義的歌曲；然而那些歌曲的旋律，卻在心中迴旋，始終忘不了。」川端文學，對光和色彩、聲音等表現出極其敏銳的感覺，或許是少年時代孕育出來的吧！依川端年譜（羽鳥徹哉作，《新裝版文藝讀本 川端康成》，河出書房新社，1984）一九四四年戰火正烈時，川端閱讀《源氏物語》和中世文學。
一九二○年七月川端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就讀，一九二二年六月轉入國文系，即日本文學系。（依小學館《群像日本的作家13 川端康成》，1991）就讀英文系時受二十世紀作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西歐現代主義，喬伊斯、普魯斯特的心理主義的影響，一九三三年發表的〈末期之眼〉中說：「我常追求文學的新的傾向、新的形式，而且被視為追求者。我被視為愛好新奇，關懷新人。因此，甚至擁有『魔術師』稱號的榮光」。川端第一部作品《感情裝飾》（1926）裡收入的掌篇小說，採未來派、達達主義等前衛藝術的手法；這種新感覺派的傾向持續到《淺草紅團》（1929-30）為止。但另一方面川端也寫了《伊豆的舞孃》那樣的抒情作品。〈針與玻璃窗與霧〉（1930）、〈水晶幻想〉（1931）之後採意識流手法表現精神不安的傾向極為明顯，《抒情歌》（1932）、《禽獸》（1933）、《虹》（1934-36）中飄散的虛無感越來越強烈。上述《末世之眼》中川端似乎也反問自己：「……然而，我究竟稱得上是魔術師嗎？」不過這只是預感階段而已，真正回歸日本宣言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為契機開始的。《川端康成全集》第一卷後記裡川端這麼說：
我以戰敗為關卡從那裡腳似乎只有離開現實往天空遊行。本來跟現實關係不深的我，或許因此容易離開現實。不過是離開塵世隱居山林之念頭罷了。
然而當現世的生涯幾乎離去，世俗的興趣極微薄弱之際，我的自覺與願望似乎才固定下來。日本是作家的自覺，繼承日本美的傳統的願望，對我而言不是新的；此外到什麼都沒有時，我非得看到國破的山河嗎？
……由於戰敗的那種悲傷痛徹骨頭，靈魂的自由與安定反而固定下來。
我認為戰後的自己生命是餘生，餘生不是自己的，是日本美的傳統的表現，這麼覺得不會感到不自然。
一九四五年於《新潮》發表的〈島木健作追悼〉有這麼一句話「只有一個人回到古山河，我已經是死了的人，除了日本的美，今後我連一行都不想寫。」此外，〈哀愁〉（1947）裡也有這樣的話：「戰敗後的我只有回到日本古來的悲傷之中。我不相信戰後的世態，風俗。現實的東西，或者我也不相信。」由此可見，戰敗對川端是多麼大的打擊。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川端開始更積極強調回歸傳統的是戰後。《千羽鶴》（1952）裡川端更斬釘截鐵地說：「我已經是死了的人，除了日本的美，今後我別無想寫的了。」《千羽鶴》的梗概是：菊治的父親是茶道宗師，逝世後，有一次父親的愛人栗本近子舉辦茶會，邀請三谷菊治參加，菊治出席了。近子本意是藉著茶會之便介紹弟子稻村由子和菊治認識。由子帶著有千羽鶴圖樣的包袱巾與會。茶會上，見到父親的愛人太田夫人和她女兒文子。菊治彷彿追求父親的面影似的和太田夫人共度一夜；後來再次發生關係的第二天，太田夫人自殺了。過了初七，文子帶著說是母親遺物的志野的水壺來看菊治。菊治和文子又發生關係；那一夜，文子打破母親的茶碗，消失了蹤影。菊治和父親都與太田夫人有肉體關係，自然讓人聯想到《源氏物語》裡桐壼帝和兒子光源氏對藤壼的關係；而太田夫人和文子都跟菊治有關係，也讓人想起《源氏物語》裡夕顏與女兒玉鬘都曾是光源氏的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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