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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某天下午，一名男子帶著一位小女孩爬上台北車站前的天橋，哭喊「社會不公」，並做勢往下跳。人的吶喊聲、車聲、員警的哨聲與路人的驚呼，此起彼落，緊張亂成恐懼；接著，新聞媒體的SNG車蜂擁而至，記者、攝影就定位，幾分鐘後，全台灣的目光都投向站前的天橋上。 2009年8月，導演戴立忍以這則新聞改編的電影「不能沒有你」正式在台灣上映。相隔六年，聳動的新聞事件化為樸實的黑白影像，卻逼出觀眾的淚水；當情緒沉澱、距離拉遠，我們在蒙太奇發威的一個半小時裡，突然能理解多年前那個下午的激情與困境……。
《一則偶發的新聞事件》這議題刺進內心柔軟的部分，讓我看見自己的繭有多厚。
當年電視機傳來「挾持」、「對峙」的訊息時，戴立忍正在一家麵店用餐，他僅抬頭冷冷看了幾眼，心想：「浪費國家資源！」付完帳，走出店門就忘得一乾二淨。
「冷漠，是現代人身處在資訊爆炸、傳媒密集世界裡的一種求生機制，就像一個人若是在荒野中受了傷，他一定得壓抑某些疼痛感，努力撐著找救援，讓生命得以繼續，不然真的會痛苦到難以為繼。」他感嘆，或許是源於對媒體嗜血及炒作新聞的厭惡，導致很多時候人們連真相都不願意面對，就急著下價值判斷；在瞬息之間，決定要同情、憐憫、責罵或是挖苦，資訊大量疲勞轟炸，每天與我們擦身而過，似乎也把屬於人性的部分弄得長繭了。
「兩年後，再看到這則新聞的追蹤報導時，心頭一驚，當年的漠不關心，說好聽點是自我保護，講白了就是麻木，後來我開始創作劇本，花了兩年時間去探索、理解、揣摩和想像：那位爸爸攀上天橋的那一刻，真實的感受是什麼？」文稿前後寫了七次，劇中的人物與自身的生命經驗有了愈來愈深刻的對話；初稿的批判是尖銳的，經過一次次地修改，逐漸趨向寬厚的同理，「這議題刺進內心柔軟的部分，讓我看見自己的繭有多厚。」他表示，影片所呈現的是一種集體行為，沒有刻意要去批判誰，而是提出疑問：「是否忘了任何法律、政策的制訂，都是為了讓人過得更好？讓下一代得以延續？當體制形成之後，是不是『依法行事』，天下就太平了？」
他體悟，任何事情牽扯到人都很複雜，但是我們習於對周遭事件不經思索地貼標籤、下判斷，同情心很容易被激發，剎那間情感氾濫，看到新聞片斷的畫面，馬上聯想「好可憐，快捐錢！」只是情感被喚起，之後呢？若要將感性昇華成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則需要思考與時間沉澱。從認識、探索到為其發聲，戴立忍說，這是一段深刻自省的歷程。「電影中，那些政治人物、公務員、警衛、媒體，甚至路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立場做分內的事，沒有人做錯；到頭來，恐怕唯一有錯的是爬上天橋的父親，而他也只是期盼被社會理解而已。」
《一支測量社會處境的溫度計》從歐洲到亞洲，迴盪著不同的聲響
「上個月，高雄地方法院要求一千多個法務人員皆要看這部電影，還找我去座談，一上臺，我就穿幫啦，因為我無法提供任何法律方面專業的見解和意見。」他笑著說，「將心比心」怎麼可能有標準答案呢？他是電影人，透過影像理解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觀看人與社會的距離；而執法人員也該有他們的方式，去理解各種人生的處境。「所有的幫助和刺激，都在觀影的過程中完成，而我只是努力把一個故事說好。」
電影上映之後，引發的討論與迴響比他預期來得大，「不能沒有你」儼然成為「同理心」的代名詞，甚至有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結果遇到類似電影裡態度較不友善的承辦人員，竟然脫口而出，詰問對方：「有沒有看過『不能沒有你』啊？」也許「李武雄」這個角色，勾動太多人的生命經驗，引發的共鳴才會如此強烈。戴立忍有感而發地說：「像是溫度計，從觀眾的反應可以知道一個社會所處的狀態是什麼。」有趣的是，這部片子是從大西洋沿岸一路播回太平洋，第一站是鹿特丹影展，接著到義大利、香港、韓國全州，再回台灣，他明顯地感受到觀眾的反應很不一樣。
「歐洲的觀影者也流淚了，但是他們認為這是一部很美的電影。」父親與女兒深情的牽掛與呼喊，黑白的水波倒映出的親情如詩，反倒比較少探討人與體制的衝突，戴立忍認為，這應與歐洲各國福利制度相對完善，有時較難召喚出這類的委屈有關；但在台灣、韓國等亞洲國家，對於故事主角的無奈與無助，則懷有更為貼近真實的感受；無庸置疑，台灣對這部電影的回饋，絕對是最全面的。
他記得有位媽媽的觀影心得竟是「愧對女兒」：「我女兒什麼都有，每天還要上一大堆才藝課，可是我們卻缺少了李武雄和妹仔之間，那種最飽滿的情感。」
戴導心有戚戚焉，他坦承對於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反而最常缺乏同理因子，自動忽略他們的感受。「所以，我下一部電影要講親密關係的殘虐對待。」有如一種心靈修煉，必須不斷剝解、醞釀，不管是面對陌生人或是熟識的朋友，體貼都需要被提醒。
《一句沒有回應的問候》最深最深的思念，妳過得好嗎？
說到親密關係，戴立忍表示，「不能沒有你」片中深摯的父女之情，其實是他愛情經驗的投射。
「我很不喜歡描寫自己或身旁的人，可是往往在作品完成後發現，我其實都在寫自己。」不知如何宣洩的思念埋藏在記憶裡，就像妹仔望著大海，一直看，一直看，就能看到爸爸。
「我在金門當兵時，女友在台灣發生意外而過世，可是礙於軍方規定，可是我卻隔著那一片海，回不來，直到八個月之後再相見，僅能站在她的墳前。」他說，那臺詞寫的，正是對逝去愛人的思念。「還有朋友虧我簡直在拍蘿莉塔情結，一看就猜到在說愛情；但又未嘗不可呢，不是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嗎？」轉化，勾起一些情緒，又不致越界，戴立忍停頓了幾秒，透露他的「哭點」：「李武雄最卑微的心願就是，他想知道分離之後女兒過得好不好；而我一直到現在，都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已逝的她，過得好不好？」他感性地說，那種想念是就算與她再也沒有關係，見不到面、聽不到聲音，但仍想知道「她好嗎？」明知期盼已不可得，但若是有人能傳達一句「她很好」，他肯定也會滿懷感謝。
「創作源於生活，甚至高於生活，這個『高』是指保持一種觀看的距離。」深層的人文關懷，是台灣電影最寶貴的資產，顯現對人與社會厚實的觀照。他笑笑地說：「所以我非常關心票房，因為有人賺了，才會有人跟進，繼續拍攝類似的議題和故事。一部電影不能改變太多事情，但是當這類的題材被持續關注，產生的對話多了，才可能對環境產生真的影響。」
若要對這整個歷程下個註解，他若有所思地說：透過不斷地自我對話，每一次都更加收斂，那麼就不是快炒，而是煲一碗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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