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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小說三十年文脈賡延，如山勢逶迤，雲煙連綿。其間的起伏、突轉與拓進，學界雖多有論述，觀點卻見仁見智。一般來說，既有的文學史習慣於將這三十年的小說放在「新時期文學」（注1）的框架下來理解。但近年來，隨著大陸當代文學學科的進一步成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的意識形態內涵，進而傾向於以一種更加歷史化的方式來對待當代文學的分期，確立新的觀察視角。於是「八○年代文學」、「九○年代文學」開始得到更頻繁地使用。「新世紀文學」的概念雖然也一直在建構中，但它和九○年代之間實際上並無清晰的界線，因此筆者打算分兩部分來討論這三十年的小說變化，第一部分談八○年代的小說，第二部分談上世紀九○年代以來的小說，希望通過這兩部分的談論為台灣讀者大致勾勒出這三十年大陸小說的圖譜。
八○年代小說：從「呼應時變」到「文學自覺」
談起八○年代，大陸小說家的眷戀之情往往溢於言表，這在眾多「重返八○年代」的筆談和文章中都可以得到證明。那確實是一個值得懷戀的年代，被貶抑的右派作家獲得了重新發言的可能，「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也開始陸續登上文壇，一時間，文學大有百廢待興的態勢。小說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參與到新時代的精神建構之中。那些關乎國家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命題，幾乎都在小說中有所反映。「傷痕」、「反思」、「改革」，迭相起伏的潮頭，讓人們激情湧動。小說幾乎承擔起整個國家思想文化轉型的重任。當時的大陸，剛剛從「文革」走出，全社會處在一種「撥亂反正」的氛圍中。小說寫作即是要從象徵層面賦予這一社會轉型以合法性。「傷痕小說」講述文革帶給人的創傷性體驗，帶著濃烈的感傷情調，對「文革」的災難性予以指認；「反思小說」緊承「傷痕」餘緒，只是在筆調上有所節制，試圖以一種更加冷靜客觀的方式反思文革的成因。而「改革小說」則直接呼應現實。當時大陸的改革剛剛開始，阻力重重，改革小說塑造了一批改革者形象，他們受命於危難，思想解放，相信科學，在他們面前，艱難和困境總是得到輕易化解，因此，這類小說可被視為是對現實中遭遇的改革難題的想像性解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種小說潮流雖然在「呼應時變」上不遺餘力，與主流意識形態若合符節，在敘事方式上卻基本沿用了五○至七○年代的文學成規，更深一步的文學變革還要等到八○年代中後期，由「現代派」文學、「尋根小說」和「先鋒小說」來完成。
這就要提到令人興奮的1985年。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在這一年發表，被認為是中國本土意義上的「現代派」文學；「尋根小說」也是在這一年，在「文化熱」和現代主義的雙重影響下發軔；馬原、莫言、殘雪、扎西達娃、王安憶等人則紛紛於1985年發出不同於以往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這種「雪崩式的巨變」讓批評界感到吃驚。而實際上，這不過是文學史自然而然的結果，一條探索小說自身藝術變革的伏脈在「傷痕」、「改革」、「反思」佔據文壇的同時，早已開始隱隱發力。在八○年代初，王蒙就已經開始寫作具有意識流性質的小說。高行健出版於1981年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也傾力介紹西方現代主義。這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在當時的文學界卻讓人耳目一新。馮驥才、劉心武、李陀三人圍繞它展開通信，更擴大了它的影響。這些來自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經驗，旋即被應用到實際創作中，雖然還有幾分生澀稚嫩，卻對現實主義的審美霸權構成了挑戰。
眾所周知，「感時憂國」的傳統主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小說，現實主義一直雄踞主流，現代主義則始終找不到恰當的時機融入中國。特別在大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家獨大，現代主義一直被認為是「一件美麗的屍衣」。直到八○年代中期，才終於敞開一條縫隙。因為，這時的小說創作已經無法從社會變革中汲取力量，只好回到文學自身。加之文化環境日益開放，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譯介逐漸增多，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文學本體，展開語言探索和形式實驗。先鋒小說就是在這一情勢下登場，構成了八○年代中後期大陸文壇最眩目的文學風景，小說敘事也從未表現出如此活力。馬原、殘雪、莫言、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人的寫作，徹底刷新了大陸小說的美學經驗，在語言探索、敘事實驗等諸多方面打開了小說寫作的新面向。至此，現實主義的審美霸權徹底坍塌，文學反映論不再是小說家需要遵守的絕對律令。到了1989年，隨著「新寫實主義」小說出現，那種「典型化」的敘事手法也遭到清算，劉震雲、池莉、方方等一批作家試圖回到生活的原生態，寫出一種瑣碎和平庸的日常生活，八○年代的小說也就在這一片庸常中收尾。從「呼應時變」到「文學自覺」，當代大陸小說開始走上更寬廣的敘事路徑，和世界文學的經驗實現了對接。
※延伸閱讀：
‧中國小說近三十年流變 (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三月號305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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