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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大審宣判三十年，焦點被模糊
(圖片提供／新新聞)
四月十七日，施明德先生在美麗島軍法大審宣判三十年紀念日，特別選在當年他受審被押的警備總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現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發表新書《叛亂．遺囑》。
我親往現場，期待的是美麗島的相關資料，但現場媒體關注的卻是施質疑當年美麗島辯護律師不祇一人是國民黨的臥底（抓耙子），我想，叛亂一定發生在病態的時代，而病態的時代一定有病態的產物，抓耙子堪為一例吧。
「叛亂」在法律上是得判死刑的罪名，在政治上是造反的宣告（成功就是革命），在社會上是不安的爆發。我不是美麗島事件的法官，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判定是否叛亂；也不是統治者，沒有必要認定施明德等人是叛亂犯。但我是社會的一分子，親歷了這場「亂」，很想瞭解那事件的真相，省思那事件能留給後人的價值。去掉「叛」的定位，看那場「亂」會更公正。
幾十萬線民，都是臥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在高雄美麗島事件的現場，親眼看到暴民失卻理性地以各種隨手可抓的東西，打、砸那些奉令「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軍警，當晚的媒體也不斷播放類似我親睹的畫面。所以我認為美麗島事件是暴亂，造成暴亂的施明德一干人應受到法律制裁。然而讀法律的我，也認為他們應在辯護律師協助下公平審判。
當年，有法律系的學校不多，而為了準備考試，都會相互到其他學校旁聽，所以校際之間與法律系的聯繫比較多。一位台大學長認為我是外省人比較瞭解政府的做法，問我幫美麗島辯護會不會留下紀錄，留下後患，我還真透過一些管道打聽了一下，告知政府在中美斷交後，很注重國際觀感，歡迎律師幫忙辯論，不會有後遺症。我相信有些律師因為擔心而打聽政府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會臥底抓耙子，我當時真沒想到。
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社會雖不像現在有明顯的藍綠對立，卻有明確兩極的表態。在施明德逃亡月餘，終被逮捕時，以及美麗島宣判時，我們看到民眾表情，有歡欣、有悲傷，前者出現在當時的媒體，後者表現在往後的選舉，祇要披上「美麗島受刑人家屬」或「美麗島辯護律師」的標籤，就是最高票當選的保證。選舉結果讓一方產生信心，逐步挑戰統治者所設的禁忌，卻讓另一方產生擔心，而期望統治者強勢作為，即使手段可議也不妨。當時就有某情治首長要在自己單位組成「十萬線民大軍」，以八大情治單位總計，難不成就有幾十萬線民，也就是臥底、抓耙子？……
※延伸閱讀：
‧追求轉型正義 施明德獨行其道
‧《眼淚》／轉型正義三部曲，鄭文堂向執政黨嗆聲
【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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