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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晚間，法務部以「依法行政」之名槍決了四名死刑犯。這場「清倉槍決」，法務部迅雷不及掩耳，南北同步執行。這個事件絕非祇是法務部在依法執行業務，而是馬英九總統的決策，其重要意義不在於死刑哲學或法學上的爭辯，而在於決策模式，以及背後釋放的政治訊息。
此次死刑執行的決策模式大致如此：馬英九先在王清峰引發死罪風波後表示，廢除死刑與延緩執行死刑是不同議題，應分開處理。接著法務部在台灣各地旋風式地辦了四場座談會，座談會上反對廢死的聲音大於贊成者。馬英九為死刑執行提供了法理基礎，座談會則提供了民意基礎。有了法理與民意，法務部就斷然著手執行死刑。
過去馬政府被形容為想討好所有人，結果反得罪所有選民。而從《產創條例》、ＥＣＦＡ辯論，到死刑執行，馬英九變得果斷，祇要能掌握多數民意支持，就會斷然推動他所要的政策。這種決策方式相信有助於改變馬政府「無能」形象與低迷聲望；祇是真的有助於讓社會對爭議達成共識嗎？
雙英辯論的確有助於民眾對朝野政治領袖對ＥＣＦＡ的主張，座談會也可以表達部分民意。不過，民意調查認為馬英九「贏得」雙英辯論，是把雙英會當成「辯論比賽」看，是技術性的優劣評斷，不代表馬蔡兩人都回答了民眾對是否簽署ＥＣＦＡ的疑慮。辯論之後，媒體上已經很多評論分析雙英各有哪些缺漏。民眾關切的不是辯論比賽誰贏誰輸，而是這些政策缺漏有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這才是影響人民權益的根本問題。
法務部趕場舉辦四場座談，一看就是為充數了事。成熟的民主社會，爭議性議題應該是民間與政府透過長期溝通討論，化解爭議，形成共識，是要靠慎思明辨的公民討論，而不是像法務部這種為政策背書式的座談。
馬英九在三月間針對死刑爭議說：聯合國有關全球暫停執行死刑的決議是「值得重視的趨勢，台灣不能漠視」。他還說，死刑存廢議題相關的教育、辯論與宣導嚴重不足，法務部要多加探討，他說：「這些議題不是短時間之內就會有答案，但如果都不開始討論，可能就永遠陷於情緒性的爭論。」他舉擔任法務部長時做過的一次民調，七成二民眾、七成八社會菁英以及八成八司法人員反對廢除。他藉此說明，要化解民間反對的阻力，需要花很大力量做「教育、辯論與宣導」。
假如馬英九真誠認為聯合國暫停執行死刑的決議，是台灣不能漠視的趨勢，就不該同意這次清倉式的死刑執行。假如他真認為要透過「教育、辯論與宣導」讓民間在死刑存廢問題上達成共識，就不可能同意法務部急就章的四場背書式座談會。馬英九在當法務部長時就知道民意對死刑的態度，卻一直未對死刑議題進行「教育、辯論與宣導」。就像馬英九質疑蔡英文「民進黨執政時為什麼不推動ＦＴＡ？」民眾也很有理由質疑十多年來馬何沒有推動這些工作？即使國民黨在野時，也有資源可以推動教育、辯論，也有能力在國會推動無期徒刑、假釋條件修法配套，縱然做不到廢死，也可以讓法官在判刑時有更周全的法律依據，而讓社會大眾更有安全感。
假如馬英九的果斷是建構在這些浮面的民意基礎上，這種決策就是以民粹包裝的獨斷。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2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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