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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未來的職業」，許多的說辭充斥在我們周遭，讓人急著要關掉工藝課，把每個呆頭鵝送進大學，再進入一個小隔間。在這些說辭中，隱含了一個假設，我們正朝後工業經濟邁進，未來，每個人將只處理抽象事務。
然而在抽象事務裡忙進忙出，並不等於思考。白領的專業，也被常規化和降格了，手法和100年前用來打擊手工製作的邏輯相同：工作裡的認知元素，被切離專業人士，而在一個系統或流程中，做成範例，然後再交回給取代專業人士的一個勞工新階級——事務員。如果真正的知識工作，實際上不是在增加當中，而是在減少，因為這些工作未來將集中到極少數的菁英，那麼，這對務必讓學生接受的職業忠告，頗有意義。如果他們不是註定將來一定進入高層，卻還是希望在工作中用腦筋，那麼，找個阻絕泰勒主義邏輯的工作，從而安全地不受影響，對他們來說，應該是有幫助的。
造成判斷力遠離專業人士的，並不一定是利潤的考量；有時，那是公共政策的問題。標準化的考試，剝奪了教師對教材的選擇；嚴格的判例準則，阻止法官的逕行判決。我們的自由政治本能，似乎迫使我們往權力集中這個方向走；我們不信任把權力交到個人的手上。自由主義推崇中立的程序，在設計上，就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政治。其出發點立意良善——確保我們的自由不會受到濫權的破壞——最後卻成了一種吞食個人行動力的怪獸，尤其是對那些在公部門工作的人。在私部門裡，這個怪獸是由求取最大利潤所創造出來的，而非來自對權力的不信任，但吞噬力量則不分軒輊。
「專家系統」，一個由人工智慧研究人員所打造出來的術語，最初是軍方為了作戰指揮所發展出來的，後來卻用在油井鑽探和電話線路維護這類的領域，取代業界的專家。接著它們又侵入醫療診斷，最後還進入了金融和法律顧問這類認知模糊卻有利可圖的領域。芭芭拉‧賈森（Barbara Garson）在《電子血汗工廠：電腦如何把未來的辦公室轉化為過去的工廠》（The Electronic Sweatshop: How comput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into the Factory of the Past）一書中，詳細說明「人類如何用盡巧思，來消除對人類巧思的需求」。她發現，專家系統的企圖，類似泰勒的工廠合理化，「把知識、技能，和決策從員工移轉到雇主」。泰勒的時間和動作研究，把每一個具體的工作動作打散成支離破碎的小部分。
而現代知識工程師則進行類似的細節研究，只不過，他所剖析的是決策，而不是砌磚塊。於是時間－動作研究，就變成了時間－思考研究……建立一個專家系統，必需先找個活生生的專家來說明，然後再由知識工程師把它複製下來。也就是說，先找個專家做訪談，通常要進行數個星期到數個月的訪談。知識工程師觀看專家對樣本問題的處理方式，並問專家在做看似出自直覺的決策時，到底考慮了哪些因素。最後，把成千上萬個經驗法則餵給電腦。結果就成了一個能夠經由啟發，以「制定決策」或「提出結論」的程式，而不只是套公式計算。一套複雜的專家系統就和真正的專家一樣，應該能夠從「不確定」或看似無意義的不完整資料中，得出結論。
就某種角度看，被複製的專家得到了巨大的優勢和不朽名聲。當專業被集中化了之後，其他的專家和未來的專家就被取代了。賈森寫道：「這表示在顧問或由人來服務的事業裡，有更多被雇用的人，是這種顧問意見的傳播者，而非原創者。」理察．桑內特在《新資本主義文化》中，也描述這樣的過程，「尤其是在金融、高科技，和精緻服務等尖端領域裡」：真正的知識工作變成集中在極少數的菁英手上。似乎，我們應該冷靜看待「知識工作」，而不要看到水漲船高，就全都當成寶了。水漲船高的，很可能是事務員的工作。想要有所不同，就必須寄望於現代經濟基本邏輯——亦即，認知階層化（cognitive stratification）——裡的大逆轉。我不清楚我們到底要如何依賴這個希望，但是，如果歷史可以做為殷鑑的話，我們應該去懷疑，所激發出來的這個希望，是否反而成了一個工具，驅使年輕人去當個事務員，就像工匠意識驅使工人進入生產線一樣的荒誕。這二者都提供了一個透鏡，讓工作從遠處看頗有吸引力，但所呈現出來的，卻是個上下顛倒的影像。
這種讓人抱以熱望的想法，最新的版本集結成「創意經濟」這個詞。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創意新貴》（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中，把創意人的影像呈現出來。「不修邊幅的怪咖」，現在是「創新過程的核心」，在「科學和工程、建築和設計、教育、藝術、音樂，及娛樂裡」形成一個核心的創意階級，加入「商管、金融、法律、醫療等相關領域，成為專業創意人」。
【完整內容請見《大師輕鬆讀》379期〈交心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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