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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的體制始終無法滿足新一代的需求，那麼，不久的將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很可能集中爆發。
卓別林在影片《摩登時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將現代工廠體系不人道的本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當今大多數發達國家，卓別林模仿的那些場景早已了無蹤影。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工廠主只好購買自動化設備來取代人力，比如，現代化的汽車裝配廠主要由機器人來操作生產。
可是，當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外包到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供應充足的環境下，資本密集型生產發生了改變。一些工廠以人力取代機器起家，包括一些電池製造商在內，這是可以預見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別是電子製造業的外包—將這一模式用到極致，利用廉價勞動力最大化體現規模經濟效應。
吃苦文化
上世紀九○年代初，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持樂觀態度。我看到很多華工為多掙一點錢去很遠的地方幹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吃苦文化」的影響；二是家庭責任的要求。代工廠的女孩子們一個月能掙一○○美元，用來付弟弟的學費，給媽媽買藥，（如果可能）為家人買處房子。她為家庭犧牲自己，換句話說，她並沒有自己的人生。
如今，因素都發生了變化。首先，中國的新一代不太願意吃苦。他們是中國經濟騰飛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不必擔心挨餓受凍。儘管計畫生育政策在有些村莊也許沒有嚴格執行，但總體而言，出生率已經大大下降，所以，這一代是在父母的寵愛中長大的，不是那麼愛吃苦的性格特點，使中國的青少年與其他國家同齡人有了更多共同性。
時代變了
最近發生在富士康等企業的事件，意味著一個新面目的中國出現了：勞動力資源不如以前充足，勞工不如以前溫順聽話。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業的應對方式暴露了它們對這一事實的無知。它們仍然以為這些只是個別事件，通過施壓和收買就可以恢復「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代溝以及當地政府和企業不尋常關係。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來自不同的世紀，而當今的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都屬於他們的父輩。從近期的勞工危機來看，政商界似乎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處理勞工危機的。
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當然會問：為什麼現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樣接受上述情況呢？他們不明白，時代變了。上一代的工人關注的是親人的經濟利益，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未來。
儘管有些人意識到了中國勞動力的挑戰，但是，一些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或許對此還沒有清楚認識。維持原有模式和保護西方客戶業務的衝動，蒙蔽了他們的眼睛。處理富士康這類危機時，他們採取的措施治標不治本。我擔心更嚴重的類似危機還會再次發生。
（本文與中國《新世紀》周刊雜誌第總四○三期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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