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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成為產業勞動力所增加的生活成本，加上放棄農村安逸生活的價值，就是工資水平的均衡值。
「劉易斯拐點」來臨
但是，當剩餘勞動力消失時，勞動力變為有限供給。如果某個行業希望雇傭更多的工人，就必須開出比其他的工作崗位更具誘惑力的條件，也就是說，必須支付更高的工資。發展經濟學理論把前者和後者之間的臨界點，稱為「劉易斯拐點」。
中國近期勞動力出現短缺，意味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但是，「拐點」的到來並不是涇渭分明。大學畢業生就業仍然艱難，而且起薪很低。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比高中畢業生的工資高不了多少，無從反映大學教育的成本。如果用經濟學術語，中國的大學教育可謂「附加值為負」。這似乎暗示著這部分中國市場的勞動力仍是無限量供應。
「劉易斯拐點」的形成和到來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具體的時間節點。青年藍領工人作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其資源已經枯竭。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目前勞動力極度缺乏。這些工廠的經營模式就是建立在青年藍領勞動力的基礎之上。青年工人生活成本較低，勞動力更具流動性，對住房的要求有限。出口產業通過雇傭青年勞動力大大節省了成本。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勞動力的醫療成本將呈指數增長。
轉移與轉嫁
遭遇「勞動力短缺」，或者經歷罷工的企業也無需對目前的形勢過度擔憂。薪酬的要求並非是個無底洞。筆者相信，只要工資水平以每年一五％～二○％的幅度增長，勞動力關係就可以重新達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調，勞動力需求就將增加，雇傭中年勞動力就有商業價值。勞動生產力也將隨之增加，可以抵消工資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資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過通貨膨脹轉嫁給買家。
但是，如果中國的生產成本上漲，理論上的這種選擇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工廠都必須支付同樣的薪酬。因此，西方的買家就無法找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工廠。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單家中國工廠並不擁有定價權，但是，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卻掌握著定價權。
有些人可能會爭論說，生產基地可能會從中國轉移到別的國家。沒錯，有些產業的確會、也應當轉移到別的國家。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如果某國的生產成本大幅上漲，生產基地就將轉移至其他低工資國家。經濟繁榮因此遍地開花。如果中國制定政策，希望阻止這一趨勢，就大錯特錯了。
筆者相信，在某一幅度之內，中國可以提高勞動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大量失去其全球貿易市場份額的代價。這一機會窗口可能是十年左右。在此期間，中國出口額增加，主要依賴價格的上漲，以及部分出口量的增加。中國的出口額每年將增加七％～一○％，出口額將在十年後翻一倍，達到三兆美元。
出口與消費
中國將轉型為消費經濟，而從出口量的增加轉為出口價格的增長至關重要。更多的勞動力將轉向服務業。因此，出口量可能不會像從前一樣增長強勁。進口額也將增加，而出口價格的增長將產生足夠的收益彌補這一支出。
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必定產生更大的通脹壓力。過去十年中，中國勞動力的收入總額占整體經濟的比例大幅縮水，目前可能不足四○％。今後十年，勞動力收入占整體經濟的比例將大幅增加，可能達到五五％～六○％。美中不足的是，勞動力收入占整體經濟比例的正常化將導致每年產生五％，甚至更高的通脹率。
加息抑通脹
低息導致國有企業槓桿率過高。國有企業的槓桿水平可能在一○○％左右。如果利率提升五個百分點，國有企業額外的成本負擔將接近他們目前的盈利。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二者反對提高利息可能延緩中國經濟轉型。
中國的升息將是極不情願的、緩慢的，因此，經濟發展將進一步推高通脹率。現在很難預測通脹率最終將被推向什麼水平。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油價。指導油價的變數太多。公平地說，考慮到英國石油公司（ＢＰ）目前的處境，石油價格未來數年只會升，不會降。因此，中國的通脹率很有可能將突破兩位數大關。
中國的貨幣不大可能像許多人期望得那樣大幅升值。人民幣升值的期望正在驅動中國的貨幣供給和房地產市場。現實將使投機者大失所望。今後十年大幅上漲的是工資，而不是匯率。在某些情況下，工資將上漲至足以對匯率產生貶值壓力的水平。中國的貨幣有可能在二○一○年末小幅升值，二○一一年初再次升值。但是，二○一二年，中國的房產市場將走向下坡路。屆時，全世界都將談論人民幣貶值。對人民幣幣值的態度轉變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硬著陸。
時代變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會導致通貨膨脹。
宏觀層面，中國必須提高利率，避免過度通脹。微觀層面，政府應當容忍通過罷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
(本文與中國《新世紀》周刊雜誌第總四○五期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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