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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墾丁國家公園似乎就預告會走向變調的命運。
1977年9月，行政院長蔣經國聽取東部鐵路拓寬及南迴鐵路規劃簡報時，回想他在墾丁巡視見到一處私人樂園的紅圍牆，與周遭景觀不協調的畫面，說了這麼一句話：「從事建設應顧及天然資源與生態保護，從恆春到墾丁鵝鑾鼻地區可規劃國家公園」。這一句話，終於讓台灣國家公園邁向關鍵的一步。
拔頭籌
首座國家公園
在這之前，雖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已有推動國家公園計畫，也在1972年完成《國家公園法》的制定，但建置國家公園的腳步，在無專責單位、人力不足、經費闕如下，始終沒有付諸具體行動，直到蔣經國開金口，政府才真正動了起來，1981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籌備處，並將國家公園管理權責由內政部民政司公園史蹟科，改隸到營建署的國家公園組。
依照當時行政院國家公園推動小組的規劃，第一個國家公園是選定太魯閣，墾丁雖也被列入國家公園預定區，交通部卻先提出「風景特定區」規劃，於1978年中經行政院公告（1984年裁撤），沒想到蔣經國金口一開，墾丁反而拔得頭籌，成了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
台灣國家公園緣於日治末期，1935年總督府成立國立公園委員會，遴選新高阿里山（約今之玉山國家公園）、次高タロコ（約今之太魯閣與部分雪霸國家公園）及大屯山（約今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三座國立公園預定地。
當時台灣地質學先驅早坂一郎教授認為恆春半島珊瑚礁地質、豐富熱帶及海洋生態景觀，最能代表台灣，因而公開呼籲也應將恆春半島劃為國立公園。早坂一郎的建議雖獲得一些學者支持，但總督府並沒有採納而曇花一現。
沒想到早坂一郎的夢想，最後是在蔣經國手裡實現，而且有趣的是就在1977年9月1日蔣經國「指示」規劃墾丁國家公園的前兩星期，早坂一郎過世。
二戰後，國民黨政府治理台灣，絕大多數都是賡續日本遺留的基礎建設或經建規劃，墾丁國家公園，是極少數日本沒做到，國民黨政府做到了的例子。
就這個角度來看，墾丁國家公園的成立，可以視為台灣的驕傲之外，也向世人昭告，台灣在經濟起飛的同時，也能兼顧環境保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
核三廠
生態保育惡例
然而諷刺的是，這個驕傲很快就走味，而且愈來愈是變調。
就在蔣經國指示籌劃墾丁國家公園後，1988年初，行政院不顧反對聲浪，仍然核准核三廠動工。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在國家公園內興建核能電廠，創下生態保育惡例。
墾丁之所以設立國家公園，不僅是它擁有獨特隆起珊瑚礁地質、美麗熱帶海洋景觀，還包括豐富人文歷史，但因為墾丁地區屬於開發已久的鄉鎮型聚落，園區內有林務局於1968年成立的墾丁森林遊樂區（其後改為國家森林遊樂區），園區外又緊鄰軍事要地，亦即中科院九棚基地等環境因素考量下，當初劃定國家公園範圍最後主要以恆春鎮（不包含市區）為主，而未擴及至車城、滿州與牡丹，造成一些重要人文史蹟被屏除於公園之外。
例如，位於車城統鋪村的「大日本琉球蕃民五十四名墓」，雖然沒有列入古蹟，卻在台灣近代史具有重要意義。1871年一艘琉球籍漁船遇颱風而漂流至現今車城八瑤灣，登岸避難的66名船員中，54人遭原住民殺害，引發日本派兵進攻台灣，這就是有名的牡丹社事件。
經此一事件，清朝才深刻體認到台灣對大清帝國的重要性，1874年指派沈葆楨來台「開山撫番」，開啟台灣近代化腳步，進而於1885年將台灣升格為省。
再如，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建於沈葆禎來台時期的恆春城，歷經130多年歲月，四個城門與城垣仍大多還算保留完整，是目前台灣最完整的清代古城，但因為不在國家公園內，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墾管處）在古蹟維護著力有限。
此外，車城福安宮，原本為泉州移民所建的「敬聖亭」，附祀土地公，據傳1788年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民變，率軍至車城，感念土地公庇佑，因而上奏乾隆皇帝賜封土地公官服、官帽，從此香火鼎盛，不但成為墾丁地區的信仰中心，也是台灣非常著名的土地公廟。
台灣很多土地公廟，都有清朝皇帝御賜官服的傳說，車城福安宮則是少數與林爽文民變有關。林爽文民變是清朝統治台灣規模最大、時間也最長的民變，影響極為深遠，現在福安宮還保留福康安的匾額外，另一個重要史蹟是劉明燈化解羅發號事件危機後所寫的碑文。
墾管處
夾縫力推環保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在鵝鑾鼻外海七星岩觸礁沉沒，船員登岸遭原住民殺害，引發外交事件，經當時台灣軍事最高指揮官劉明燈斡旋，於鵝鑾鼻興建燈塔，圓滿落幕。
完工於1883年的鵝鑾鼻燈塔，在當時是全世界極少數有駐兵防衛的武裝燈塔，見證了清末，台灣地處東亞太平洋航線要津，以及台灣受中國遭列強蠶食鯨吞的衝擊歷史。
鵝鑾鼻燈塔，現在幾乎是遊客到墾丁的必遊景點，但如果能再到車城福安宮參觀，更能身歷其境感受那一個時代的歷史氛圍。
集山海交錯、古城人文於一身，既有南國風情，也有北國溫泉，以及隨手可拾的地方故事，讓墾丁國家公園，在台灣國家公園裡顯得迷人獨特，有如一塊璀璨藍寶石，但位於南灣的核三廠兩座巨大反應爐，像是兩把榔槌重重敲在藍寶石，而造成永遠無法縫合的裂痕。
70至80年代，台灣的環保意識才剛萌芽，占地廣達33,289公頃（其中陸域面積18,083公頃）的墾丁國家公園，涵蓋大部分恆春鎮行政區域，這對有七、八萬人口的恆春鎮民來說，國家公園成立後，對其生活、生計將帶來諸多限制；另一方面，台灣的國家公園也是才剛起步，許多人並不了解國家公園與一般公園的差異，而墾管處卻必須取締捕捉灰面鷲、伯勞以及非法濫墾、濫漁等違反《國家公園法》行為，因而一再發生衝突，墾管處夾在地方和諧、民代壓力、生態保育的三明治餅乾裡，很是難為，但日積月累的努力下，生態保育有了初步成果，生態保育觀念也慢慢普及開來。
連串BOT
逐步毀滅墾丁
80年代是墾丁國家公園的輝煌時代，墾管處在推廣國家公園觀念，乃至於復育梅花鹿、貝殼沙灘等生態保育工作都交出一張不錯的成績單，成為日後其他國家公園的經驗傳承，然而進入90年代，墾丁國家公園的發展方向，開始日益變調走偏。
70年代完成的《國家公園法》精神，台灣國家公園是以生態保育、旅遊育樂及研究為三大目標，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全球國家公園愈來愈注重生態保育，更注重寓教於樂，墾丁國家公園卻反其道而行，旅遊設施的比例逐年增加，並採取委外經營模式；限制性的生態保育區也開放給一般遊客，甚至出現破壞生態環境的不當公路建設與移種外來植物等，最後導致墾丁國家公園變成一個濃濃商業氣息的遊樂區。
《海角七號》電影裡，馬如龍演的那位民代說：「什麼都BOT出去，連海也BOT。」這句對白，其實是真實而具體在諷刺變調走味的墾丁國家公園。
諸如BOT沙灘地區興建旅館、BOT南灣水上摩托車、BOT後璧湖遊艇碼頭、BOT海洋生物博物館等都與國家公園精神有所背離，而最讓人非議的莫過於將「春天吶喊」改名並列為「墾丁國家公園春天音樂季戶外音樂活動」。
本來墾丁國家公園裡，因為觀光旅遊發達形成一條在假日幾乎成不夜城的「墾丁大街」，就已是世界國家公園的「奇觀」，沒想到春天吶喊轟動後，吸引爆量人潮，2007年營建署卻將它列為墾丁國家公園的年度經常性活動，形同壓垮墾丁國家公園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近年來，恆春地區居民要求脫離墾丁國家公園範圍，或是主張撤除國家公園的聲浪，有逐漸發酵的跡象。
這些違背國家公園宗旨的不當開發與建設，雖然背後有其商業利益、政治壓力等複雜因素所致，但墾管處實也難卸其責外，更嚴重的是暴露出政府國土規劃的盲點，天真的以為觀光與旅遊利益可以與生態環境並存，其實卻是一步步在毀滅墾丁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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