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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由夏入秋，大學校園送走了畢業生，也迎來了新鮮人。這一來一往，除了牽引著青春的前程，也牽動無數青年與家庭的荷包。2009年，台灣的大學學雜費，公立學校約一學年5萬9,490元，私立學校為10萬9,806元，分別占人均國民所得的10.91％與20.12％，負擔不可謂不重。
是以，每逢註冊季節，就有數十萬學子必須負債以支撐自己的夢想；而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可能工作還沒著落，就立刻面臨償債壓力！
根據教育部的資料，高中職以上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人次，已從民國87學年度的15.2萬人次，迅速成長到97學年度的80.1 萬人次，增幅高達5.3倍；申貸金額則從55.83億元成長到299.06億元，申貸比例也從4.42%成長到19.16%，已逼近五分之一。
從圖一可發現，申貸比例遽增的現象集中在民國87～92學年度，不禁令人疑惑，究竟原因何在？
大學變貴了，人數變多了
就學貸款的增加，背後反映了兩個變化，一是大學學雜費的上漲，二是中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的機會增加。
學雜費的調漲是最為明顯可見的變化：原本較便宜的公立大學學雜費，由民國85學年度平均一年3萬7,902元，大幅調漲至94年的5萬9,490元（調幅約57％）；同一時期，私立大學則由9萬4,778元調漲至10萬8,026元（調幅約14％），均較同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約7％）高出許多。
其次，依現行就學貸款規定，需家庭年收入在120萬元以下者才能申請，故申貸比例遽增，其實也反映了中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機會增加的趨勢。
在過去，大學教育屬於菁英教育，能夠進入大學者是社會中的極少數，而這極少數又多出身於社經地位較高、文化刺激較豐富的家庭，無須貸款即可供應子女上大學。
19～22歲就讀大學比例，依家庭所得分/資料來源：1979-1999年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轉引自駱明慶的「升學機會與家庭背景」（2004）。
這種現象在教改啟動、廣設大學後迅即改變——台灣的大學數量從1986年的28所暴增為2010年的105所（另有學院44所、專科15所）；幾近100％的大學指考錄取率，讓進入窄門的分數標準和家庭收入同步降低，也讓中低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大幅增加。可以合理推知的是，其中必將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需借助貸款才能圓夢。（圖二）
公私有別，男女有別
學貸比例上升，除了學費及家庭所得因素之外，也存在著學校類型的差異。
如前所述，學業成績與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高度相關，在現行依成績高低進行分發的聯招制度下，於是出現了「有錢子弟進公立大學，貧寒子弟進私立大學」的不公平現象，導致學費最貴而平均錄取分數最低的私立科技大學，其學貸比例反倒最高，甚至比公立普通大學高出一倍！
就學貸款之學校類型與性別差異（2005年資料）/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2005年大一新生調查；轉引自卜少平（2009）大學生就學貸款與課後打工的性別差異。
從圖三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個不合理現象：學貸比例具有性別差異。
總體而言，男大學生申請學貸的比例為17.39%，女大學生則為20.77％，差距超過3%。同時，不論哪一個類型的學校，女生申請學貸的比例都比男生高，在學貸比例最高的私立科技大學，女生更比男生高出近5%！
根據台大經研所卜少平的碩士論文，在同時有男孩和女孩的家庭裡，父母親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亦即父母較願意栽培男孩，為其支付學費，而女孩若想上大學，可能就得自行背負就學貸款。由此可見，台灣男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看似平等，其實女性還是得付出更高的代價，才能爭取到同樣的立足點。
學歷貶值與階級流動的挫敗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拼湊出「學貸族」的最可能樣貌——家庭所得較低、就讀於私立大學的學生，以及女性。
這樣的學貸族原本即相對弱勢，千辛萬苦擠進大學之門後，是否就能順利開啟「階級流動」的機會之窗呢？答案也不樂觀。
各教育程度之每月主要收入/資料來源：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表53）
從圖四可以看出，儘管目前高學歷仍有相對較高的收入，但此一優勢已在快速縮小中。這10年來，各種學歷者的每月收入基本上都是持平的，唯獨「大學及以上學歷」者，不論景氣好壞，其收入卻反常地一路下滑，從2000年的5萬1,375元降到去年的4萬2,388元，降幅高達17.49%！
在這種情況下，就學貸款便從實現夢想的助力，一夕翻轉為弔詭的陷阱與枷鎖。此一現象無異從另一個角度宣告：透過個人的教育提升來追求階級流動，可能是行不通的。由此帶來的挫敗感與焦慮不平，恐怕才是最令人憂心的吧。
【完整內容請見《台灣光華雜誌》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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