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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廖國豪投案時表示「台灣教育害了我，老師都先入為主，不願意接受我的答案」。
聞之，一時心中百感交集。校方強調導師非常關心廖同學，每學期親自到廖家拜訪二十、三十趟。校方表示：「這對老師不公平，因廖常翹課，根本沒法教，廖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
警方則認為家庭教育出了問題，要負責的是家庭教育。
首先，警方認為是家庭問題。警方是點出了問題，然而，當家庭有問題時，怎麼辦？許多家庭本來就有問題，也因為家庭出了問題，所以，如果沒有補救措施，那小孩子出問題的機率大增。是以，持平而論，將責任大部分推給廖國豪是不太公平的。因為，他出了問題是在國中，心智尚未成熟。也因此，當家庭教育出現問題時，學校教育當然要負起較大的責任。
以教大校友吳玲梅助理教授為例。她擔任南澳高中校長時，由於學校是原住民居多，原本中輟生不少，有些家庭也有問題。她面臨此一問題，為了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被教育拋棄，費盡心思，竭盡所能，終於將所有中輟生找回學校，締造了「零中輟生學校」的光榮記錄。
準此，廖所面臨的問題，除了學校教育可再加強輔導外，社會局的社工人員也應提供協助。因為社會局的工作就是要輔導家庭出問題的孩子。另一個例子，就是教育部推動的「史懷哲專案」。
教育部提供獎學金，讓教育大學學生在暑假到偏遠地區輔導教育落後的學生。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不少學生報名參與史懷哲專案。在專案開始時，我曾到各個學校去幫同學們打氣，要他們好好努力，將落後的孩子拉上來。剛開始，有些老師不認為會有多大的效果。暑假快過，我去參加專案結業式。
學校的校長告訴我說，教育大學的同學來了一個月後，原本許多沒有笑容的學生，臉上出現難得的笑容。而後，笑容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很感謝史懷哲專案，也感謝教大同學，幫落後的學生找回了自信與歡笑。
其次，學校是否應思考，為什麼廖要蹺課？
有沒有可能在青春期具叛逆性時，老師不接受他的解答方式，讓他心生不平而不想上課？如果是這個原因，那學校教學方式是否應修正？
我常到各級學校演講，也聽到不少家長反應，有些老師給分數，只能用老師的解題法，其它方法就算解得好，也是被打錯。不少學生跟老師理論，結果老師不理，造成學生學習氣氛變差，有的因老師的蠻橫，氣憤到要轉班甚至轉學。廖的事件，或許可以讓只准有一種解題方式的老師進行反思。
對廖國豪而言，當然自己要負部分責任。尤其，才十八歲，未來還有很長的人生旅途要走。
人生難免會遇到困境，遇到困境，將困境責怪他人，是最簡單的方式。能面對困境，克服困境，才是真好漢。試看，謝坤山先生｜從小家中一貧如洗，在國小時便要分擔家務，撿過破爛、賣過枝仔冰，幫媽媽燒飯、養鴨、掃雞舍。
小學畢業就上工賺錢，十六歲在工作時被高壓電毀掉雙手及一隻眼睛，腳部截肢。那時候殘廢的人，比現在更沒有機會找到工作。
我問謝坤山當時的心情，他說：「兩個選擇，其一，依賴微薄政府補助再加上乞討，活在貧窮線下。其二，神沒有將我全毀，還留給我一隻眼睛，腳也還可以自己走路。我要開發個人的潛能，脫離貧窮及困境。」他選擇了後者，並以堅定的毅力超越自己的目標。
不但得過無數獎牌，並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殊榮。我父親也是二十多歲擔任鐵路局列車長時，因事故被火車輾過，失去了一條腿。他從小告訴我們，在當時已被當成廢物，差一點想要去自殺。
然而，他跟謝坤山做一樣的選擇，正面的挑戰困境。謝坤山做到了，他也做到了。所以，我經常鼓勵學生，只要我們願意努力，困境沒有想像的那麼艱鉅，而且，是可以跨越，甚至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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