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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說中相當精采的部分，是描寫1935年的台灣博覽會。在建構這段場景之前，你是否讀過日治台灣作家朱點人的小說〈秋信〉。 他的小說也是寫一位漢詩儒者，對日本帶來現代化的政策表達不滿，與你小說中的施寄生可以對照。你的構思是否與朱點人有關，還是不謀而合？
施：斗文先生和我小說中的施寄生應該屬於同類人。如果施寄生參觀博覽會，他和斗文先生一定心有戚戚焉。
1935年的博覽會，日本展現對台灣日本化、現代化的經營成果，殖民者向島上的人民驕示帝國雄厚的實力，也讓全世界看看殖民台灣的成績。博覽會在這部小說中占極重要的分量，我把重點放在新公園（現今二二八公園）的第二展覽館，日本當局用日語教育、神道思想、現代化的科學、醫療知識，來對台灣人進行同化，掃除所謂落後、閉塞的島民信仰習俗，強制改變台灣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與過去歷史切斷，把台灣人塑造成為沒有過去，沒有歷史，只知有大和民族的一群。
日本殖民的終極目標，我以為是想改變台灣人的心靈視野，最後用他們的眼光來看世界，極端的例子就是皇民化運動。
我安排兩個台灣知識菁英去參觀博覽會，一個是被日本人塑造成功的日本化的醫生，一個是反抗，加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社會運動，最後抗爭失敗，不得不屈服，變得頹廢虛無的律師。
醫生一心一意想成為日本人，無話可說。肯定現代化、世界化的律師卻不願意同化於日本民族，他的妻子還是日本人，可是，像他這種不肯屈從殖民者，只認同現代化的知識分子，被日本語言、文化薰習，不斷滲透，也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動搖了自主性，我想我要表達的是自我與異己之間的混雜所造成的曖昧性。
陳：漢詩人與藝妓的故事，在日治時期的報紙俯拾可見。不過，施寄生與月眉相遇的那段故事，在小說中寫得很傳神，你對月眉有某種程度的同情，但是用力不深。月眉的角色不像過去你的小說受到深刻描述，你的用意何在？
施：我好像特別喜歡描寫身分地位卑微、社會邊緣的女性，「香港三部曲」的黃得雲、《行過洛津》裡的阿婠、珍珠點，演旦角的許情也是吧！我由這幾位娼妓、藝旦、伶人來暗喻被殖民的香港、台灣的處境，一路寫來，到了月眉，覺得夠了。這本書中，這個被大國民從洛津接到台北來唱南管曲給日本人聽的藝旦，隨著時代變遷，聽曲藝的聽眾品味的變化，我描寫她跟隨時尚，放下琵琶，不再唱優雅的南管曲，改學音調高亢的北管，甚至拋頭露臉去演戲。北管、京戲取代了南管，受當時士紳的喜愛，我只是很好奇，聽不懂北京官話的台灣觀眾，是如何欣賞京劇的？還稱它為「正音」。
為了呼應總督的放足政策，也以為脫掉三寸金蓮可以贏得大國民的歡心，她沒想到會表錯了情，原來大國民表面上支持放足運動，骨子裡還是個有小腳癖的傳統自私的男人。不過，月眉後來不願意委身大國民拉線的日本人，不肯賣身給異族殖民者被稱作「蕃仔酒矸」，顯示台灣女人的氣節，我覺得她很可愛。
陳：《三世人》是台灣進入現代化運動以後三個世代的故事。始於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止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台灣人的批判力道似乎顯得衰弱，這是不是暗示你對台灣命運抱持某種悲觀？
施：台灣人是很悲哀的。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命運掌握不在自己手中，一直都是身不由己，無法自主，真的是一種宿命。
平情而論，草莽強悍、族群意識強、具移民性格的台灣人，歷史上出現過好漢，反清的朱一貴、林爽文，抗日的簡大獅、陳秋菊等，都很轟轟烈烈過。二○年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更是人才輩出，只有到了「二二八」後，才完全噤聲。
台灣人的反抗總是被動，官逼才民反，每一次運動都很短暫，像東部的河流，颱風一來，山洪爆發，溪水暴漲，一下雨過天青，溪底石頭清楚可見，台灣民主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曇花一現，「二二八」事變，九天就結束了，被形容短得像撥一下開關，就把電燈熄滅一樣迅速。
陳儀接收台灣，口口聲聲批評台灣人被日本奴化，這兩個字很不中聽，往深處想，在異族統治下苟活，無形之中形成被殖民者的性格，為了求生存，活得很卑微。
日本領台後，先以同文同種收買人心，接下來強制日語教育，漢文從選修到了滿洲事變後廢止，中日戰爭爆發，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殖民高壓下當二等國民的台灣人，接觸到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科學知識，走出封建狹隘的儒家思想，把認同有郵電、鐵路、衛生設施的現代化與屈從殖民政策混為一談，從早期的抵抗到晚期的屈服被改造，使台灣人的日本化扭曲曖昧。
※延伸閱讀：
‧和靈魂進行決鬥 (上)
‧和靈魂進行決鬥 (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十月號312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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