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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子一想起要如何下筆介紹寫作四十年的文學友人林文義，我腦中頓時呈現「放空」狀態。是讓他著力四十年的毅力震懾？還是被他超過四十本的創作量驚嚇？直到9月2日那天下午，隨他帶領漫遊他從小生長的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撫順街、天祥路、晴光市場一帶，而後在農安街的咖啡廳裡，他意味深長地提及那艘無人探測船「旅行家二號」，起初就蓄意展開無止盡不回航的旅程，我彷彿豁然開朗，何妨也來一趟「放逐太空」漫無邊際的飛行。
「歲月的洗滌與歷練，讓我學會不再濫情、感傷；事實上，我更能在靜靜想妳之時，反芻著妳我共處的往日時光，無論是歡笑或是落淚，都顯得那般的真純、可貴。」（〈傳真信──中年情書〉，《聯合文學》76期，1991年2月）這是他二十年前應邀為「戀人絮語」特輯所寫，是我當編輯兩年半後與他的文學初次邂逅。來稿整整齊齊謄清，句點往往不偏不倚就落在稿紙最後一格。這種近乎要求完美的態度，足證他十分看重遣詞用句，容或不自覺亦陶醉於駕馭文字的快感。這份百般追求美感的心志，其來有自。
寫作前十年為「模仿時期」
嚮往楊牧等人的散文之美
年輕時最大的心願是要當畫家，他曾和偵探小說家也是漫畫家牛哥學漫畫，也當過「台灣卡通動畫之父」趙澤修的小學徒，是台灣開始學動畫的先鋒。他念念不忘曾參加陽光小集詩社（主要成員有向陽、苦苓、劉克襄等人），雖然他是唯一不寫詩的社員（直到53歲才開始寫情詩）。當時《陽光小集》詩刊社長向陽、總編輯苦苓等人，敦促他畫漫畫諷刺詩壇。（1980年代出版漫畫集《西遊記》、《唐山渡海──漫畫台灣史》等六冊。）
他在創作年表鮮少提到前十年，只列出：1970年首篇散文〈墓地〉發表於《民族晚報》。1974年第一本散文集《歌是仲夏的翅膀》由光啟出版社印行。
他說無意規避，只因這是「模仿時期」。楊牧（葉珊）、沈臨彬、胡品清等人對他早期的創作影響最大。他毫不避言，〈多雨的海岸〉就是脫胎於他在散文這塊最尊敬的作家，楊牧的第一本散文集《葉珊散文集》的第一篇〈陽光海岸〉，因為那散文抒寫如此之美的功力，讓他驚豔。
1980年代，他常到國外旅行，事實上，有時是去打工。可能剛好遇上外國的通訊社要找一群打工的人，到正在戰爭的地方，譬如東帝汶、阿富汗……，他歷盡了語言不通的苦楚，也體驗到第三世界驚人的抗爭模式。
如今他已去過五十四個國家，在他的散文裡就能看到他到處飛行，可說是台灣最早寫旅行文學的作家之一。
自我區分十年一種風格
創作軌跡亦突出別種變動
他在〈動靜幽然──文學與生命對話〉（2003）中區分「散文三十年」說：「自己來區別創作的三個階段，剛好是十年一種風格。」第一個階段「散文大多是吟風弄月而無社會關懷」，此時「自我的文學風格仍未確定，因而導致停筆兩年」。「1980年前夕，復筆的首篇散文〈千手觀音〉，藉以投石問路……。繼之的旅行令我原是封閉的心靈打開，同時台灣社會的民主、抗爭的衝擊，美麗島事件如星火燎原，一向怯弱、噤聲的自己，竟也不顧一切在往後的十五年逐漸融入其中，是旅行與政治全然蛻變了我的文學取向，這正是我的第二個十年，生命既是華麗亦是蕭索。人民、土地遂成為此後的散文主題。」他繼續述說第三階段：「1988年到1994年，可能是一生自許為最適意、抒放的歲月，那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的七年，從政治經濟研究員、資深記者、副刊主編，自由主義、本土立場的報社容許我們發揮壯志，而少加干預，至今我仍心懷感激……。這期間由於副刊編務繁忙，散文規模逐漸回到婉約的懷人描景……逐漸回到內心的深邃挖掘，驚見又是自我的另一次散文的盛世，這是已近半百滄桑了。」
我卻在他的創作年表中發現，他的創作軌跡隱然突出另一種以十年為週期的變動：
1980年以〈千年觀音〉一文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選獎。漫畫《西遊記》逐期在《幼獅少年》連載。
1990年2月，自立報系印行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是作者第一本小說創作。
2000年7月31日，《北風之南》小說開始在《自由時報》副刊連載。
他頗具代表性的漫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創作都出現在每逢十年的關鍵時刻。
他說知道自己沒辦法當好的畫家，就努力寫散文，至今寫了三十七本散文。那麼，向來以散文行世，為何會寫起小說來？
接受陳芳明、郭松棻指導
亟欲跳脫「苦悶的十年」
1986年夏天，他與作家林雙不到美國訪問，遇到了彭明敏、張燦鍙等儒雅的「海外異議分子」，也見到他心目中彷彿依稀認識的陳芳明。（後來陳芳明的名著《謝雪紅評傳》的後半段即在他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時刊出。）
1995年4月，應施明德先生力邀，任國會辦公室主任。
1995年底，他到紐約，登上聯合國大廈第二十三樓，「終於與傳說中的小說家郭松棻握手相見」。
1997年後用過約十年的時間待在電子媒體。主持過人文歷史的節目，因為他喜歡旅行。然而，為何要上Call-in節目？他說那是「以文學作家的好奇，想了解政治節目是怎麼回事。」
在那「苦悶的十年」，他試著用文學的心靈悄悄進行「窺探」。可是，這個企圖終究還是被識破。
習慣於「我手寫我心」的散文家這時坦言，「轉寫小說，是為了打開心結，為了切斷與政治的糾葛，如果用散文來寫，我怕我的情感會控制不了，所以必須寫小說。」
儘管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風評頗佳，但他自己覺得「流於過度的意識形態而多少失去文學美質」。
2002年8月，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革命家的夜間生活》獲金鼎獎文學類推薦優良圖書。
※延伸閱讀：
‧林文義──真情實意的「不惑之旅」 (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十月號312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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