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性交易除罰化」說法,明顯寬容男性、忽視女性在中間的困境;正本清源之道應是往縮減性產業方向思考,而且嫖客應自負社會成本,並嚴懲性交易獲利的第三者,對已從娼者,應有多元協助。
台灣自1997年台北市公娼抗爭至今,性工作者「除罰化」明顯獲得越來越多社會支持,但是台灣對「性交易除罪化」仍沒有整體社會共識,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大段距離。
令人訝異的是,最近內政部跳躍式的宣布,公聽會已達成「性交易除罰化」共識,甚至說,性工作者可採「一樓一鳳」個體戶或3至5人小型個人工作室的經營模式。一時之間,引起媒體、民代、婦女團體軒然大波,全跳出來議論、批評。
性別宰制 性產業供需懸殊
其實,性工作者「除罰化」與「性交易除罪化」兩者是不同層次的,台灣因為討論不足,不少民眾常混淆,誤以為「性交易除罪化」就能讓女人或性工作者擁有真正的自主。令人難過的是,居然有婦女團體也如此簡單思考。首先,我們應該了解性交易的本質,它是一個性別宰制、性權力極度不平衡的交易。性產業的供需性別比例懸殊就是一種性別宰制。
綜觀古今中外,最底層的賣性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即便性產業最開放的國家荷蘭,男性賣性者也僅有10%,且這些男性賣性者也大多是服務男性。會成為女性賣性者大多因為經濟匱乏、機會匱乏,不得已「選擇」進入這個行業,因而陷入更多的弱勢與被剝削。
根據美國學者Donna M.Hughes的研究指出,約有四分之三的女人被招募或運輸進入娼寮館、酒店等工作,是在沒有認知狀況下被賣了。她們原本是為了逃離貧窮、暴力、機會匱乏,卻陷入老鴇、人口販子的控制,被調教、飽受身體與性暴力、經濟被控制的賣性者。
她們並未真正賺到錢,大多數的錢都倒入了人口販子、皮條客、老鴇、業者的口袋。此行業常因毒品、菸酒、性病毒的流通,生活型態日夜顛倒,導致她們付出極大的健康代價,也讓她們慢慢脫節於主流社會,成為更弱勢的婦女。
這又印證了2003年《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刊載的一篇研究,在美國,賣性者的死亡平均年齡是34歲,半數賣性者都有至少自殺一次的紀錄,10位賣性者中有9位極欲脫離性工作。另外,歐盟的人口販運紀錄片《We are not for sale》也指出,92%~95%的性產業工作者(女性)想逃脫或離開。
情色行業 性權力不平衡
再談性交易的性權力不平衡關係,看看性交易的需求者,不都是男性,而且大多不是因為性需求才去嫖的。更多的嫖客是中上階層的男性,他們大部分是因為娛樂、應酬的需要,而去歡場找樂子,進而進行性交易。
黃淑玲教授的研究更指出,男人走訪色情行業是基於一種社會認可的心態,性交易所出售的絕非單純的性服務,而是包含著羞辱,褻玩,花錢當大爺的心態。如同Pateman的論述所言「當性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時,身體及自我同時也被出賣」,「性交易的存在等於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
政策草率 毫無性別正義
綜合以上分析,性產業是因為女人需要生存、男性因為慾望,而造就出來的行業,它存在著很大的性別宰制與性權力不平衡問題。又因其中間龐大的利益而產生的剝削系統,女人又如何能因為性交易除罪化就得自由?台灣社會不應如此寬容男性,卻忽視女性在中間的困境。我們反對政府草率宣布沒有性別正義的政策。
政府應借鏡先進國家的「縮減性產業」政策趨勢。
被視為全球性工作最開放的荷蘭,經研究卻發現,有50%至90%的賣性者經常被皮條客及顧客恐嚇、毆打、甚或性侵害,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更直指紅燈區為女性人口販賣、性剝削和洗錢的犯罪溫床。因此,鹿特丹政府已決定取消性產業專區,阿姆斯特丹市議會也公布將於2012年啟動整頓市容10年計畫,欲縮減一半之紅燈區櫥窗。
另外,瑞典基於性別平等的理念,在1999年國會初通過「罰嫖不罰娼」的法律,而此一政策讓賣性婦女數量從1999年的2,500名下降至2002年的1,500名。由於瑞典的成效顯著,挪威政府亦在2009年1月讓「罰嫖不罰娼」新法正式上路,而英國政府在2008年11月參訪瑞典後傾向處罰嫖客。
台灣應該往縮減性產業方向思考,在不處罰弱勢的賣性者的共識下,嫖客應自負社會成本,嚴懲性交易獲利的第三者,並提出友善婦女的福利及就業政策,對已從娼者,應有多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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