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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潘孟安說，鄭文堂執導的《眼淚》，結合謝長廷大選時的青年軍Freddy的行銷包裝，成功地讓本土電影席捲全台灣。
事實上，這不但是台灣第一次透過警察故事向執政黨嗆聲的電影，同時也是第一次透過社會運動的巡演方式，不在台北首映，而從地方包圍中央的行銷手法；更是藍綠政治領袖一起背書的一部台語電影。
首映選擇高雄 強烈顛覆台北電影文化意識
自一九八四年加入「綠色小組」拍攝社運紀錄片開始，鄭文堂一路走在街頭運動最前線。
一九八八年，鄭文堂擔任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負責工會組織工作，便開始全台各地推動勞工運動，以攝影機記錄勞資糾紛，為解嚴前台灣社運留下第一手資料。鄭文堂說，曾經立志當警察，但參與街頭運動，被迫和警察對峙時，總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矛盾情懷。
二○○八年政黨再次輪替，街頭抗爭捲土重來，鄭文堂決定以警察故事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在鄭文堂眼中，國民黨當權者正試圖透過傳媒、影像抹除台灣人對白色恐怖和威權統治的歷史記憶，因此決定籌拍「轉型正義三部曲」，不但用全台語發聲，以找回台灣人對母語的認同，而且選擇在南台灣的高雄拍攝，在高雄首映，強烈顛覆台北電影文化意識。
轉型正義首部曲《眼淚》全片圍繞在警察的贖罪與懺悔。受限台灣電影工業的環境，鄭文堂強調的不是動作片，而是警察的內心戲，這也是第一次把警察故事搬上大螢幕，他希望能為警察發聲。
全片採用近焦拍攝手法，有很強烈的敘事態度，鄭文堂說，我就是要讓觀眾知道，我在說故事！讓觀眾明白我的立場！要大家瞭解執法員警為什麼要刑求，那就是一部龐大的國家機器在作怪！
《眼淚》中有句旁白「下一站美麗島」，鄭文堂說二部曲《傾聽》和三部曲《無聲》就是以白色恐怖為題材，拍攝政治犯以及威權統治下線民的故事。
《眼淚》不但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意涵，在行銷方式上更是顛覆台灣電影的傳統。
花了將近千萬拍完電影，鄭文堂說祇剩下十六萬，根本沒有宣傳費！台灣電影產業長期以來是大製片商與戲院通路聯手壟斷，國片本身並沒有宣傳通路，導演們為滿足製片商的票房收入，往往因此無法堅持理念。
鄭文堂說，一部好電影，應該是觀眾從故事裡看到身己，產生共鳴，而《眼淚》是一部連他八十歲老母親都看得懂的電影，他認為這才真的是和觀眾零距離的好電影！可是怎麼讓觀眾知道這部好電影呢？……
※延伸閱讀：
‧追求轉型正義 施明德獨行其道
‧美麗島上的抓耙子
【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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